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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引領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彼拇笕虺h彼此呼應、相得益彰，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世界擔當。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通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這些深植于五千年文明積淀的精神特質被充分激活，為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發展與治理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和堅定的文化自信。

一、全球發展倡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兼愛互利、和諧共生”等理念高度契合

發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也是提升人類福祉的首要途徑。馬克思主義闡明了發展的歷史性、規律性和實踐性，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發展的根本指向在于生產力的解放與人的全面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凡有為之世皆以“富民強國”為施政核心：從大禹治水以興農耕，到漢唐開拓絲路以通商旅；從宋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到明清重振漕運、鼓勵手工業，歷代王朝無不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置于治國理政的優先位置，從而為繁榮昌盛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些實踐表明，重視發展、惠及民生，是維系國家長治久安、實現文明賡續的基本規律。全球發展倡議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又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兼愛互利、和諧共生”等發展理念，深刻體現了對發展優先、以人民為中心、普惠包容、創新驅動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追求。

縱觀世界現代化進程，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后憑借先發優勢，通過殖民擴張、資源掠奪和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完成資本積累。這一歷史過程造成了長期存在的全球南北發展鴻溝。全球發展倡議聚焦發展失衡問題，積極呼應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突出減貧、糧食安全、氣候變化與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重點合作領域，致力于推動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續性的國際合作，致力于促進發展資源的公平配置與發展能力的普遍提升。這一倡議超越了西方以資本主導、霸權驅動為核心的傳統現代化路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依附性發展困境、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自主發展道路提供了新的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是實現人民幸福的關鍵”。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生存、進步與尊嚴，最終都取決于其發展的水平與質量。倘若發展問題得不到解決，安全便缺乏根基，文明交流便失去了物質支撐，治理秩序更難以穩定運行。作為四大全球倡議的邏輯起點，全球發展倡議明確將發展置于全球議程核心位置，不僅為破解全球發展失衡提供了系統性方案，也為重塑國際合作范式、重建多邊主義信心注入了強勁的思想動力與實踐動能。

二、全球安全倡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安全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天下承平、協和萬邦”等理念高度契合

安全是立國安邦的基石，是保障一個國家和民族得以生存、實現發展的首要前提。馬克思主義認為，安全并非某一國家可獨占的絕對優勢，而應是全人類共享的普遍條件。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為貴”，“和合”思想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古人有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這些警世箴言體現了傳統政治智慧對和平的珍視、對動蕩的警惕以及對長治久安的戰略考量。全球安全倡議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又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天下承平、協和萬邦”等安全理念，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強調一國安全不能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反對構建排他性軍事同盟、推動集團對抗和地緣政治操弄，倡導通過平等對話與和平談判化解矛盾分歧，尊重各國正當合理的安全關切，致力于推動建立公平、合理、包容的國際安全新秩序。

歷史和實踐都表明，真正的安全只能建立在各國相互依存、命運與共的基礎之上，唯有通過合作與對話，超越零和思維與霸權邏輯，才能構建起超越個體利益局限的整體安全格局。全球安全倡議準確把握全球安全困境的根源，系統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樣的安全理念、各國如何實現共同安全”這一時代之問，為破解全球安全惡化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國家發展的前提，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線。”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統一關系：沒有安全的發展如同沙上建塔，難以持久；沒有發展的安全則如無源之水，終將枯竭。二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全球安全倡議將安全確立為發展與治理的前置條件，強調只有在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全球發展倡議所追求的減貧、普惠、綠色轉型等目標才有可能真正落地。反之，若任由沖突蔓延、戰亂頻發，再美好的發展藍圖也將化為泡影。

三、全球文明倡議：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百花齊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等理念高度契合

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從來不是單一化、排他性的線性演進，而是在多元共存、交流互鑒中不斷豐富與前行的動態過程。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歷史本質上是各民族通過交往、互動與相互塑造而逐步形成“真正的普遍史”的過程，不同文明在歷史長河中都以其獨特貢獻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任何文明的價值都不應被忽視或貶低。中華文明自古就倡導“和而不同”的哲學理念，強調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和諧共處，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諸如“君子和而不同”“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等古語，鮮明體現了中華民族崇尚包容、注重調和、主張以對話化解分歧的文化基因與處世智慧。在全球文明倡議中，馬克思主義關于文明多樣性、平等交往與人類共同進步的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百花齊放”“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價值理念實現了深度融通與創造性結合。這一結合不僅彰顯了對文明多樣性的尊重，也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理解與合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踐路徑。

長期以來，西方主導的“文明沖突論”將文明差異簡單歸約為對抗根源，預設文明之間必然對立甚至戰爭，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加劇了誤解、偏見與信任赤字，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穩定的重要思想誘因。全球文明倡議則從根本上超越了這一狹隘范式，強調文明無高低優劣之分，只有特色與形態之別，倡導在平等、尊重、開放的基礎上加強文明對話與合作，主張以文明互鑒取代文明隔閡，以文明對話消弭認知鴻溝，以人文交流彌合價值分裂。在四大全球倡議中，全球文明倡議發揮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一方面，為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提供文化共識，防止合作因誤解或文化排斥而中斷；另一方面，為全球治理倡議注入人文溫度，使國際治理體系不只是規則的博弈場，而是體現文明共生、價值共融的公共平臺。在全球動蕩變革加劇、意識形態分歧加深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超越分歧，為文明間的信任與對話搭建橋梁。這不僅是實現持久和平的基石，更是邁向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

四、全球治理倡議：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法為治基、四海一家、和衷共濟”等理念高度契合

當前，有效治理已經成為一個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全球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边@一論斷深刻揭示了全球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世界歷史進程中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以及資本邏輯內在的擴張性與排他性。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強調“法為治基”“四海一家”“和衷共濟”的治理理念?！豆茏印酚醒裕骸胺ㄕ撸煜轮淌揭?，萬事之儀表也”，強調制度與規則是維系秩序的根本；《韓非子》提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主張治理必須順應時代變遷，體現現實需要。這些思想蘊含著對制度理性、公共利益和動態調適的深刻認知，為當代全球治理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源。全球治理倡議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社會正義與制度變革的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崇尚秩序、注重協調、主張“天下共治”的政治智慧創造性結合，系統回答了“由誰治理、如何治理、為誰治理”這一根本性問題，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系統性的中國方案，為推動國際秩序轉型描繪出更具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的制度圖景。

隨著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刻變革，以及前沿科技迅猛發展對治理形態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全球性問題的跨國性、聯動性和復雜性日益凸顯。唯有通過深化國際合作，與時俱進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改革與完善，才能有效應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風險。若缺乏有效的治理安排，發展成果可能因規則缺失而難以持續，安全共識可能因機制缺位而流于空談，文明互鑒也可能因制度隔閡而止步于表層交流。全球治理倡議將發展、安全與文明三大全球倡議所蘊含的理念與價值，轉化為可操作、可延續、可監督的規則體系和組織機制，使道義主張上升為制度供給，讓價值共識落地為實踐路徑。

“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四大全球倡議抓住了破解全球“發展失衡、安全惡化、價值沖突、治理困境”的關鍵和根本，其中發展目標牽引方向，安全條件筑牢根基，文明共識凝聚價值，治理機制提供支撐，構成一個以“目標—條件—價值—制度”為內在邏輯鏈條的完整體系。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國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讓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更具時代適應力與現實引領力，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解決人類發展難題提供了獨特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作者分別為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師范大學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