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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之后，面對儒學衰微的局面，清朝官員與士紳側重以儒家學說為綱常倫理，以中國經史之學為體，西方科學技術以及各種時務知識為用。然而，中國傳統學術以通經致用為基礎，一旦中學不能致用，儒學、經學的正統地位自然動搖。清末民初，以學派突破道統，以國學復興古學，重塑學術傳統，成為救亡圖存、維持種性的有效途徑。1902年，梁啟超提出以“國學”之名存續固有學術，國粹學派以國粹激發種姓，到新文化運動之后，北大國學門引領整理國故運動，再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學術的整體視角中踐行國學研究，圍繞國學的論爭見證與參與了近現代中國學術的新舊轉型，科學與國學的關系貫穿中西新舊之爭。

1911年，王國維為《國學叢刊》作序時，提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贝搜郧∏》从彻沤裰形餍屡f之爭彌漫于國學研究各領域，以有用與無用類比古今中西學術的做法自當摒棄，但其背后除了學派與門戶的意氣之爭外，其實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是否能用普遍主義來研究、定位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立場分歧折射出中國文化走向的多元路徑。民國肇建，章門弟子在杭州發起“國會學”，擬請章太炎擔任會長，講授音韻訓詁、文章流別、群經通義、諸子異義、典章制度、學術流別、釋典等科目與課程。與此同時，廖平、吳之英、宋育仁、謝無量、曾學傳等人在成都創辦四川國學館，廖平提重構道與六經的關系，倡孔圣制作，將六經置于“孔經哲學”的框架中重新解釋，曾學傳強調國學當以儒家倫理為宗旨，闡發宋明理學的義理。經今古文之爭是清末民初政教與學術轉型的樞紐，杭州國學會無疑是基于古文學立場，提倡國學以文字語言、歷史文化與制度之學為主歸。廖平在四川國學會講學，則從今文學出發，強調圣人的微言大義。

新文化運動之后，反孔非儒成為思想潮流，整理國故運動旨在為新文化夯實學理基礎，胡適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聲稱研究傳統學術思想的方法就是整理國故，若要分別國粹與國渣，首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開展整理國故的工作，以系統與比較的方法研究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新文化派以西方學術作為整理國故的參照物，以科學與分科的系統整理中國歷史文化。國學不再被視為不可動搖的學術之本，學術分科、祛除經學義理、經學史學化甚至史料化成為國學研究乃至新學術建立的有機組成。與此同時，學衡派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與新文化派爭論西學正宗和國學正途。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提出“以科學理董國故”或“以國故整理國故”。顧實認為國學對外指向世界，可視之為空間的對抗，對內面向固有的歷史文化，可謂時間的包容?！耙試世矶瓏省?，可以明澈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特質，“以科學理董國故”側重于探尋中國當下現實與未來，國人存在為外來文化同化的可能。梁啟超也指出國學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文獻的學問，屬于知的范圍，可以用客觀的科學方法整理與研究；一是德性的學問，屬修身與行的范圍，當用內省和躬行的方法去考察與踐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學術分科的建制日趨完備，國學難以整體納入現代學術體系，“打倒國學”的呼聲甚囂塵上，各派學人主張以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社科科目研究中國學術。中國學術、中國文化研究等稱謂開始取代“國學”，以更具包容和開放的方式建立中國現代學術范式。新文化派反思現代中國喪失重心，主張以現代學術打造學人社會。另一方面，有人質疑新文化運動與整理國故運動導致中國文化喪失本位，為挽救世道人心，應當復興儒學，在精神信仰與道德修養層面發揮孔孟學說的凝聚力與約束力。川大國文系國學研究會指出治學當以進德為本，修業為末。中國文化當以體察義理、研究經史為本，博覽諸子百家文集為末。陸懋德明確指出“內圣外王”之學是正統的國學的最高目的?！皟仁ァ敝感摒B，“外王”指致用，內圣外王即是“明體達用”，正統的國學既要注意修養，又要注意致用之學。

在學理層面，新文化派引入普遍性的現代學術系統，為中國學術注入新的活力。不過，新文化派雖然以中西文化相資為用，互相比較為目標，但其自始至終均側重于以西方學理解釋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歷史文化有意無意之間成為西方理論的注腳，中國文化陷入博物館化與美術化的境地。全面抗戰時期，浙江大學文學院會聚一批學衡派與南高史地派學人，提出整理國故運動無形之中將中國比擬為埃及、巴比倫，以客觀之名質疑中國學術的一脈相承，切斷中國文化與現實社會的有機關聯，用現代學術研究中國文化的部分細節或許有精確可取之處，但往往缺乏同情。對中國文化沒有欣賞、體驗與受用，更無意也無法發揚與光大。中國人不能以這種態度與方法研究中國學術。國人研究國學應當以科學時代人文主義為依歸，首先要明本知類，通曉中國固有學術，文史哲正是經史子集；其次，吸收西方文化，取人之長，彌補我之不足；最后，辨明我之何以為我的原理，洞悉其他文明與文化的利弊得失，相互融通，確立能尊而有立的文化自主，探索民族前途的康莊大道。馬一浮批評“今人講國學者，以經學、史學、諸子學并列，而不知其皆統于六藝”，強調研究國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與陳舊呆板的物事，而是要活鮮鮮地體察國學的體系，國學不是勉強安排出來的理論，而是自心本具的道理。研究中國學術，應重體驗，崇踐履。針對中國學術的整體被西方學術分科所割裂，馬一浮以知類觀通為原則，以六藝之道為依據，以判教之法，主張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重新梳理與整合新舊中西學術。

1940年代初，羅忠恕、蒙文通、錢穆等學人組織中西文化學社，聯絡國內外知名學者，以客觀的批判精神，檢討東西文化的價值，充分展開思想交流，共同致力于文化的交融與新文化的建設。蒙文通格外強調中國文化的一貫性，又特意轉述翁文灝“以科學整理國故不如以國故整理科學”的主張，指出整理國故不是抄襲歐化，而是將中國文化的精義貢獻于世界文明。蒙文通、李源澄認為以現代學術的方式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是中國文化轉型的必由之路，不過，中國固有傳統兼具歷史與文化價值，師法西學之后，仍需以國故整理科學，在文化與義理層面，估量中西文明的特質，雙方取長補短方是中西對話、創新文化的源頭活水。蒙文通提出儒史相資，以源流互質的方式，貫通價值與經驗，闡釋中國歷史演進、文化傳承，揭示人民生活與制度設計、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揭示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機制。以通貫的視野縱向考察歷史文化的源流，橫向注重思想與實踐的關系，以資在源與流，人事與制度，人倫、政教、行為規范之間建立有機的關聯系統，在歷史語境中動態的把握文化演進與出路。

陳寅恪曾指出近代國學研究存在新舊兩種立場與路徑，舊派固守既有材料，但缺乏系統解釋，流于拘泥，“失之滯”；新派以現代社會科學理論作為解釋中國歷史文化的框架的材料，流于比附，“失之誣”。在現代學術建立過程中，破除經學義理、以史代經成為新舊轉承的關鍵環節。在新與舊、中與西之間，探尋適當的方式開拓中國文化研究的新路徑：中國文化研究既不能空談道理與永恒價值，文化精神的弘揚必須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又不能將中國文化視為普遍法則與現代理論的注腳，應當歷時性探索中國歷史文化演化的實情與內在機理，在科學與國學之間建立相輔相成的能動關聯。

（作者：張凱，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杭州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