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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哲學存在諸多誤解，這種現象已經引起了不少西方漢學家和哲學家的注意，他們致力于糾正這樣的不對等，在哲學層面更好地理解闡釋中華文明的獨特價值，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要讓中國哲學說自己的話”

　　安樂哲，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多倫多，他是當代西方著名的哲學家、漢學家，中西比較哲學界的領軍人物，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多年來，他不遺余力地向西方推介中國哲學，致力于共情地理解中國哲學，以及將儒學與西方文化進行對等、互動式研究，翻譯了《論語》《道德經》《中庸》《孫子兵法》等多部經典，并著有《“生生”的中國哲學》《儒家角色倫理學》等多部中文和英文著作。安樂哲對中華元典的新詮釋、新解讀，特別是他構建的中西比較哲學方法論體系，深入剖析了中國哲學的獨特內涵，消除了以往西方學者對中國哲學的不少誤讀和隔閡，為中西哲學的互相理解和深層對話開辟了新的道路，有力推動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他先后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孔子文化獎”和“中國政府友誼獎”，以表彰他在推動中華文化傳播與中西哲學交流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

圖為安樂哲以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本為底本翻譯的《孫子兵法》

　　安樂哲年輕時曾在香港新亞書院及崇基學院學習中國文化，后來先后在臺灣大學、倫敦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曾先后師從勞思光、方東美、劉殿爵等先生研讀中國哲學。這樣的學習經歷也使他同時具備了中西方的哲學背景，特別是對儒家哲學與中國文化多了一份更為深刻的理解。在亞洲求學期間，安樂哲深刻感受到以歐洲哲學為主導的西方哲學是長期占據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的主流課程，中國哲學以及其他亞洲、非洲、美洲本土哲學被西方哲學家邊緣化，中國真正的哲學著作沒有得到西方哲學家的重視。在他看來，中國哲學起初由西方傳教士引入西方學術界，在翻譯中國這些典籍中往往引入了許多基督教術語，導致西方思想界特別是哲學家們沒有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理解中國文化，而是用西方自己的宇宙觀預設或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來理解中國文化。

　　面對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研究格局中這樣的地位和遭遇，安樂哲意識到要向西方世界闡釋中國哲學這一傳統的獨特價值，向世界講好中華文化故事。他明確表示：“我們要做的不是用西方的概念、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的哲學傳統。我們要讓中國哲學說自己的話?！?014年，安樂哲等人在夏威夷推動創建了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作為創會者之一，安樂哲始終持這樣的立場：儒學有它獨特的思想貢獻，它應該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哲學中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儒學思想是應當國際化的。

　　在中西比較背景下闡揚中國哲學

　　在安樂哲看來，中國哲學是以萬物關聯性、經驗性為出發點的，是一種完全來自經驗的哲學。他甚至認為，也許西方哲學和儒家哲學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可以表現為古希臘本體論思維方式與《易經》中明確闡述的生生論思維方式之間的差異。正是基于中西方哲學差異的認識，安樂哲主張要在中華文化自己的語境下理解、闡釋和翻譯中國文化。為此，他花了很大功夫解決過去西方在譯介中國哲學典籍時造成的誤讀誤解問題。比如，安樂哲認為在基督教的影響下，西方把中國的“天”翻譯成heaven，把非常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禮”翻譯成ritual，把“道”翻譯成way，這些都不能很好地體現中國哲學的價值特色。

　　安樂哲主張要在會通中西背景下全面、恰當地把握中國哲學的內涵，為此，他明確提出中華文化經典的外譯要走“闡述為主，翻譯為輔，兩者結合”的路子，在翻譯中要自覺養成解釋性翻譯意識，要使用西方人熟悉的范疇，對中國古典哲學進行闡釋研究，然后再將這一闡釋背景應用到原典的翻譯之中。通過這樣的跨文化類比闡釋，努力恢復原文化的語境，克服逐字翻譯造成的所謂客觀偏見特別是附著在其上的西方宇宙觀的預設，從而力求揭示中國哲學思想語匯深刻的內在含義。為此，他還歸納整理出一套闡述中國文化的關鍵詞匯表，作為正確譯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基礎工具和“基石”材料。

　　安樂哲作為西方世界的哲學家，他自覺地構建中西比較哲學的理論方法工具，特別是他認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是哲學，在中西文化的譯介中積極倡導和踐行哲學精神，力圖將漢學技巧和哲學方法融會貫通，這也是他與一般的漢學家明顯不同的地方。在安樂哲對傳統中國哲學的闡釋中，他還非常注重運用現代科學研究中諸多理論和語言概念，比如“焦點—場域、全息理論、協同理論”等來闡釋中國哲學，同時還綜合運用諸多中西方哲學家如杜威、懷特海、葛瑞漢、唐君毅等的研究成果，來開展中西會通與比較工作?？梢哉f，安樂哲以世界哲學的背景來談論中國哲學，實際上也為中國哲學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與空間。

　　安樂哲對中國哲學的創造性闡釋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啟發和影響的成果。比如，他提出的“儒家角色倫理學”，展示了中國獨特的道德哲學，他認為儒家角色倫理以家庭親情為基礎，提供的是行為指導原則而不是抽象原則，不同于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西方倫理。比如，他運用“焦點—場域”理論更加深刻地闡釋了中國哲學“生生不息”的特點，他認為中國哲學具有“一多不分”互相含攝的全息特征和共生的生態特征。比如，他認為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情感。安樂哲還揭示了中華文明具有“人類趨善之道”的文明特質，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倡導智慧的生存方式，教導人們更加智慧的生活，優化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持續調節社會處于最佳狀態，為人類繁榮作出貢獻。

　　中國哲學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智慧

　　安樂哲幾十年來致力于儒家思想和中國哲學的研究與挖掘，并沒有落入故紙堆之中，他看到的是“活著的中國哲學”。他非常注重在中西比較中闡揚中國文化的當代價值與世界意義，通過挖掘中國哲學的價值內涵試圖更多找尋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路徑與答案。在他看來，儒家思想固然是一種古老文化，但同時也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傳統，“我們需要一個批評性的、進步性的儒學，而不要昨天的、僵化的儒學，因為儒學應是現代的、活的儒學”。他明確表示，中國哲學要更好地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既需要讓世界受眾走進哲學的“中文世界”，也需要使中國哲學融入世界，把中國哲學放到世界范圍內去探討和思考。

　　在安樂哲看來，當今世界面臨諸如全球變暖、流行病、食物和水資源短缺、國際恐怖主義和貧富不均等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顯然無法依靠單個國家得以解決，而西方倡導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一定程度上會帶來“零和游戲”的問題。他認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世界團結在一起。安樂哲相信，在當今時代，儒家價值觀仍是世界文化秩序變革的重要資源，他認為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國哲學的傳統智慧和價值，儒學在關系結構中確立的人的觀念，以及注重家庭、和諧、道德等主張，有利于建設世界的新興文化秩序，所以他堅信，儒家價值觀對于人類走出危機與困境、走進風平浪靜的港灣，不失為一種可貴的文化資源。

　　安樂哲不僅致力于對中國哲學的比較研究和價值闡揚，他同時還重視身體力行地推動文化的溝通與對話交流，參與主持“世界文明論壇”，主講“中華文化與跨文化傳播師資班”，以其個人的學術努力構架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深刻闡揚世界文化秩序變革的中國智慧，同時為謀求多元文化的共存互動而努力。安樂哲的中國研究從來不是以實用主義來解讀中國哲學，而是試圖深入到中國文化的內核之中去尋找更為普遍的價值資源，以期創造中國哲學新的意義。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我的責任不是贊美中國文化，但我相信，中國文化有巨大的價值，這種價值會充實西方文化”。他相信，這樣的中西會通工作會開始一個新的方向，也就是從了解到學習，再到共同學習，需要做的是與中國文化共同學習，“我們的工作不僅限于了解中國文化，也不僅是增強西方文化，而是讓西方和中國在哲學上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