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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觀在《中國醫學源流論》中說，“中國醫術，當以唐宋為一大界。自唐以前，醫者多守專門授受之學……自宋以后，醫乃一變為士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于世”。中醫學理論起源于先秦哲學，漢代董仲舒借助陰陽五行理論，將儒學與醫學之間建立起聯系。唐代士子喜談醫學，為北宋“儒醫”的出現進行了鋪墊。宋朝時范仲淹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名言，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階層對醫學的態度。大批有儒學背景的人士走上從醫道路，使得社會的尚醫風氣漸濃，文人士大夫努力掌握經典醫學知識，也試圖通過著述醫書來提高自己的聲望，編撰“藥方”之風盛行。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彼纬俏覈糯萍及l展的巔峰時期，其中的天文學、數學、化學等科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醫學的發展。如煉銅工藝水平提高，能夠生產出更為精良的針灸針具和針灸銅人，對中醫針灸學的興盛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宋代造紙業、印刷業、制墨業的繁榮發展，使得大量醫籍得以印刷發行。醫書被廣泛傳播于民間，擴大了民眾接觸和學習醫學的機會，有利于醫學知識的普及。印刷術和刻書業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運用，也使得當時的文士們從繁重的抄寫工作中解放出來，使之有了更多時間和機會自學醫學，文士尚醫、習醫漸成風氣。

　　“藥方”最大的作用在于能夠提供“據證檢方”的便利，較之敘述醫學理論的“醫經”與專載藥材性質的“本草”而言，其實用的特點較為明顯。宋代士人對“諸家方論”類的實用性著述很感興趣。自漢代到兩宋，“藥方”所采用的編撰形式以“有方無論”為多，即只有外在病癥的簡單描寫以及對癥藥方的組合內容。這種編撰形式無疑適合宋代那群“醫識有限”、依靠自學的尚醫士人。

　　宋代官方多次組織編修方書。一些通曉醫學的文人士大夫也開始編撰方書。與此同時，宋代官方號召將秘密傳授的醫學知識公開于天下，公開出版“禁方”，反對私藏“秘方”。在這種風氣影響下，文人士大夫也開始提倡刊刻家傳方書。劉信甫在《活人事證方》中提出，秘方驗方不能私藏于己，而要廣泛傳播使眾人受惠，并且嚴厲批評了“自珍其藥，以為要利之謀”的行為。王袞《博濟方》也批評當時部分醫生私藏秘方而不博施濟眾的不仁行為。文人士大夫紛紛收集編撰方書，公之于眾。他們或公開家藏秘方，或搜集民間驗方，或擇其方書之精要。其中有蘇軾的《蘇學士方》，沈括的《良方》《靈苑方》（后人將他們所著方書合刊為《蘇沈良方》），陸游的《陸氏續集驗方》，許叔微的《普濟本事方》，洪遵的《洪氏集驗方》等。

　　宋代學習醫學的士人，大多將醫學看作一門能夠實現儒學“行仁”理念的學術。他們將醫學提升到儒家“六藝”的地位。郎簡的“博施濟眾，仁者之首善”和范仲淹的“不為良相，便為良醫”，都有實踐儒學與現實聯系的意涵。王袞《博濟方》云：“袞嘗念人之有疾苦，若己父母有之，汲汲然欲其痊也。故竭精研慮，編次成集，傳諸好事，斯亦博濟之一端也。”王袞把別人的疾苦當作自己父母的疾苦，希望能夠治愈他們，因此竭盡全力編成《博濟方》。洪遵的《洪氏集驗方》“鋟木于郡中，以慧郡人”。他把自己編寫的方書雕刻于木板之上立在縣城之中，以便使當地人受惠。郭思將自己輯錄的《千金寶方》刻石于華州公署，以實現其急于救人之本意。王安石將他親自作序的《慶歷善救方》刻石豎立在縣門外，欲“推陛下恩澤而致之民”，“令觀赴者自得”。受到儒家仁愛思想的影響，當時社會上存在著一種共識，就是醫學能夠博施濟眾，推廣醫學知識是仁者的行為。這促使文人士大夫致力于編撰方書，推廣醫學知識。

　　宋代涌現出的大量亦儒亦醫，儒醫兼通的文士中，以蘇軾與沈括最具代表性。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屢遭貶謫，但他熱衷醫學，每到一地，都注意收集有效驗方，施方舍藥，解救民眾之疾苦。如《圣散子方》，蘇軾特作《圣散子序》盛贊，“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真濟世衛家之寶也”；《服生姜法》，“年八十余，顏若渥丹，目光炯然”。而被李約瑟稱贊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的沈括，“凡所至之處，莫不詢究，或醫師，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隱者，無不求訪，一藥一木，皆至誠懇切而得之”。他在《蘇沈良方》中也指出，治療疾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沈括認為，“別藥”需要遵循辨證論治思想，“處方”要注重君臣佐使的搭配。

　　“久病成良醫”，一些文人士大夫因自身多病而編撰方書。南宋的郭坦“病廢二十年，以身試藥，以證考方”，積多年心血編撰了《備全古今十便良方》，即使攜帶家屬遠游，也會隨身備著藥方。文彥博苦于多年頭暈目眩，后被名醫治愈，深感方藥的重要性，潛心研究《本草》而著《文氏藥準》傳于后世；魏峴“素弱多病，百藥備嘗”，經過多年的努力鉆研，編撰了《魏氏家藏方》等，不僅用于自療，而且還幫助世人。

　　總之，文人士大夫普遍以知醫為榮，大都對醫學有一定的造詣，還有一部分文士進入醫者隊伍。文醫之間互相滲透，使醫者隊伍素質明顯提高，弘揚了“醫術乃仁術”的傳統醫道，提高了醫家的人文境界，為“儒醫”隊伍的形成與壯大奠定基礎。

　　熱衷于編撰方書的風氣促進了兩宋時期方書的空前繁榮，使醫學知識得以普及，打破了師徒相承、父子家傳的方式，吸引了更多非專業人士對醫學的興趣，方便了人們據病索方自行救療，為弘揚醫道、傳播醫學知識，保障民眾健康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者系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后，仲愷農業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