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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詩禮文化”，是通過“詩教”“禮教”“樂教”體系所建構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與文明形態，是中華禮樂文明與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礎。

　　西周初年，周公旦進行“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時，在“損益”（《論語·為政篇》）夏禮與殷禮的基礎上，創立了以“德”為根基、以“五禮”為核心的禮儀制度。此所謂“德”，具有三重意涵：一是“德治”，即“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二是“德性”，即“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禮記·中庸》）；三是“德行”，即“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易·節卦·象辭》）。而“敬德”的根本宗旨與基本歸宿就是“保民”，實現“敬德”的基本途徑則是“誥教”與“慎獨”。所謂“五禮”，即“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其中，“吉禮”屬“事邦國之鬼、神、示”（《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禮，核心為致敬；“兇禮”屬“哀邦國之憂”（《大宗伯》）禮，核心為致哀；“賓禮”屬“親邦國”（《大宗伯》）禮，核心為致親（邦國）；“軍禮”屬“同邦國”（《大宗伯》）禮，核心為致同（實現天下大同）；“嘉禮”屬“親萬民”（《大宗伯》）禮，核心為致親（萬民）。就其主要功能而言，“吉禮”與“兇禮”以協調天與人之間關系，反映的是周人的天道觀；“賓禮”“軍禮”與“嘉禮”以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反映的是周人的人道觀。于是，“五禮”便成為“周禮”的核心元素，是構成“禮教”與“樂教”的核心內容，并成為貴族與平民都必須遵循的禮儀制度規范。

　　春秋晚期，孔丘在倡導“克己復禮”（《論語·顏淵篇》）時，在繼承先哲時賢眾多人倫關系學說的基礎上，創立了以“仁”為根基、以“五倫”為核心的禮儀道德規范。此所謂“仁”，具有三重意涵:一是“仁道”，即“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論語·里仁篇》）、“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篇》）；二是“仁人”，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篇》）；三是“仁政”，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篇》）。所謂“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五種人倫關系作為“大倫”，逐漸形成了以“忠”“孝”“悌”“忍”“善”為準則的人際關系，形成了以“仁”為根基、以“義”“禮”“智”“信”為內核的人世美學，為后世孟子的“五倫”道德規范奠定了堅實基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倡導的處理“五倫”的基本行為標準，強調雙向性與相對性，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經過以周公旦、孔丘為代表的社會精英的不懈努力，“五禮”與“五倫”共同構成禮教與樂教的核心內容，并成為貴族與平民都必須遵循的禮儀制度規范與道德倫理規范。所以，盡管自西周中期開始，人們逐漸開始變革禮制，使禮制節儀實現了由繁而簡的變化，但禮制維護社會秩序的本質——“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鄭游吉語）依然未變，其治國安邦利民的功能——“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載魯君子語），“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左傳·昭公五年》載晉女叔齊語）依然未變，構建社會和諧穩定的效果——“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傳·昭二十六年》載齊晏嬰語）則更加顯著。

　　而作為商周時代詩歌選集的《詩經》，不論是為事而作者，還是為情而發者，同樣是禮樂文明的重要內容和載體。在傳世《詩經》305篇（不包括6篇笙詩）中，詩歌內容涉及“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等“五禮之制”者282篇，涉及官制、服制、學制者12篇，與其他禮制相關者20篇。這正好說明，禮的過程是生活儀式化、神圣化的過程，也是生活詩意化、風雅化的過程；而作為歌辭和音樂、舞蹈三位一體之詩，承載著禮樂精神內涵，全面走進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經濟、宗教、思想、文化、外交、軍事、教育與日常生活。可見，無論是作詩，還是用詩，《詩經》無疑都是中華傳統禮樂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于是，“詩教”便自然成為“禮教”與“樂教”的核心內容，《詩經》便成為一種“政教之具”（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二十四），成為歷代禮儀典章和社會教化的重要依據。

　　正是由于禮化的過程，是詩化的過程，也是人的精神不斷提升，逐漸擺脫野蠻蒙昧而走向風雅文明的歷史過程。所以，自西周初期開始，周人開始將“詩”與“禮”結合，在對貴族子弟的教育過程中自覺將詩教、禮教與樂教結合；特別是自春秋后期開始，人們已經認識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篇》載魯孔丘語），并隨著私學的興起，庶民也開始接受詩教、禮教與樂教；而隨著教育的下移，源自于民間的“詩”“禮”“樂”，又逐漸開始從廟堂返回到民間，使“詩禮傳家”由貴族而庶民成為一種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與優良傳統。于是，“詩”“禮”“樂”三位一體才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詩經》才有可能在“詩禮相成，哀樂相生”（《孔子家語·論禮篇》載孔丘語）的雙向動態運動中構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詩禮文化”，并成為華夏文化的內核之一，對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們現在依然研究“詩禮文化”的意義與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四端：一是考證《詩》與“禮”共生互動關系，將助力于周代禮樂文化的深入研究；二是還原古代社會生活，促進文學、史學、哲學、民俗學、文化學等學科研究；三是揭示中華優秀文化遺產的精神特質，促進禮儀文化的當代傳承；四是探求“詩禮文化”的定型、流變與當代傳承，來涵養當代禮樂文化與精神文明。故對于“詩禮文化”研究，首先應該以《詩經》與禮制關系為切入點，逐步形成以中國歷代詩歌、詩學、禮學為本體，以禮樂文明傳統與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為基礎的“一體兩翼”研究格局。這種“一體兩翼”研究格局的形成，自然會逐步形成詩禮文獻整理、詩禮文化古代變遷與詩禮文化當代傳承三大研究方向。這便是我們所倡導的全面地、系統地、多角度地研究“詩禮文化”的理想狀態。

　　當然，就研究理念而論，既要客觀地、準確地、科學地把握研究對象的真實內涵，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的真實；又要貫徹古為今用方針，積極推進傳統“詩禮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其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因為，中華民族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以傳統“詩禮文化”來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當代禮樂文化與精神文明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

　　（作者：邵炳軍，系上海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