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詩學之間存在著一個互為向度的空間。就知識類型而言，經學作為一種思想性與教化性兼備的知識體系，滋養著詩學；詩學作為一種感悟性和審美性并重的知識體系，延伸著經學。就文化傳統而言，地位尊崇的經學在向下灌注著詩學的過程中延伸了文藝向度；而詩學在向上托舉著經學的過程中則提升了倫理高度。故而古人既有所謂“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朱彝尊《齋中讀書》）與“聲詩之道本乎風教”（王鳴盛《魏生詩序》）諸說，又有所謂“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與“老師鉅儒坐皋比而講學，不如里巷歌謠之感人深”（俞樾《余蓮村勸善雜劇序》）諸論?？梢哉f，詩學因有經學向度而更具崇高感，經學因有詩學向度而更具滲透力。

　　經學的“詩學向度”存在于儒家核心經典的基因和本體中。正如劉勰所言：“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龍·宗經》）推廣而言，“經”及經學都是“性靈镕匠，文章奧府”。“十三經”中除因“最附深衷”而與詩學關系最直接、最緊密的《詩經》之外，其他十二經也觸及諸多對詩學影響深遠的命題。例如《周易》比類取象、《尚書》“詩言志，歌永言”、《春秋》屬詞比事、《左傳》歌詩必類等表述就具有鮮明的表現論色彩，又如《春秋》微言大義、《左傳》賦詩言志、《論語》興觀群怨等論點也涉及重要的功能論命題，而《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方法，更是成為接受論中的經典模式。

　　經學的“詩學向度”根源于“天人合一”且“以人為本”的哲學理念。經學雖“天”“人”并重，但“天”只有被“人”化才能獲得理解形式與功能價值。換言之，對“天”的關注本質上仍是對“人”的關注；而“詩”是公認的表現“人”的本質特征如精神、情志、心靈等最直接、最深入的藝術形式之一。《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蓖跬ㄔ唬骸啊对姟氛撸裰郧橐?。”劉熙載綜合二說，提出“詩為天人之合”（《藝概》卷二）的論斷，實際是在“天”“人”并重的同時凸顯了“人”的重要性，且將經學的詩學向度問題順理成章地推演為詩學理論命題。

　　詩學的“經學向度”浸潤于中國詩學濃厚的倫理道德意識。從《離騷》的香草美人到漢大賦的“造構文辭，終以諷勸”（《后漢書·班固傳》），再到杜詩的“致君堯舜”和“大庇天下”，純美的形式必須蘊含純正的義理，才能具備成為經典的合法性。這一傳統不僅體現在五、七言古體或律體詩的創作與批評中，還進一步體現在歌謠、頌贊、詞曲乃至戲劇、繪畫的創作與批評中。例如，歷來被視為“小道”的詞，清人在尊體運動中往往從經學中尋找理論資源，朱彝尊認為“詞雖小技”其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陳緯云紅鹽詞序》），張惠言認為詞之“低徊要眇”與“《詩》之比興、變風之義”相近（《詞選序》），焦循更是認為詞與詩一樣因能補救經學導致的“抑塞沉困，機不可轉”，而“有益于經學不淺”（《詞說一》），這些批評使詩學的經學向度內涵更加豐富。

　　詩學的“經學向度”根植于人類普遍的崇高心理。正如孔穎達所言：“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保ā睹娮⑹琛ぴ娮V序》）詩之“承”義指向國政之善惡，“志”義指向關切生民之心理，“持”義指向道德情操之修養，三訓相承相合，同時蘊含了人道主義、人本主義與人文主義精神。雖然中西方“詩學”的概念內涵有所區別，但是它們都旨在以富于美感和想象力的藝術形式，來表現人類的心靈、情志與道德，進而發掘人性、理性與美德。這些具有崇高感的追求，是經學的題中之義，也是詩學無法忽視的功能目的。

　　經學與詩學之間至少存在三座最為顯眼的溝通橋梁。第一座橋梁是《詩經》學。《詩經》既是經學文本又是詩學文本，正如賀貽孫所言“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者不可與言經”（《詩觸》卷一），由《詩經》學引發的四始六義、溫柔敦厚、美刺比興等命題，就是經學與詩學交融互滲的表征。第二座橋梁是音樂學。雖然《樂經》失傳，但樂一直是經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正如孟子所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音樂精神早已融入經學的血液中。而中國古代詩歌也離不開音樂，且不說與樂相表里、可“被之管弦”的“詩三百”和漢樂府，就是后來那些看似脫離了外在音樂形態的“純詩”，也離不開聲韻、格律等內在音樂性的支撐。第三座橋梁是音韻學。東漢時期即已萌芽的音韻學，其研究對象是《詩經》《楚辭》等詩歌文本，但同時它又隸屬傳統小學范疇，而小學乃經學之輔翼，朱駿聲言“古無韻書，《書》《易》《詩》《騷》即韻書也”（《古今韻準自序》），表明了詩學與經學在音韻學中會通交融的情形。

　　三座橋梁間也有彼此互通的理路。因“《詩》者，樂之章也”（朱熹《四書或問》），故《詩經》學可與樂學通；因“《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錢大昕《杜詩雙聲疊韻譜序》），故《詩經》學可與音韻學通；因“陰陽律呂相生不已，為韻學鼻祖”（錢陳群《胡少宗伯韻玉函書序》），故音韻學可與樂學通。三座橋梁所以相通之理，李塨已有所思考：“《詩》之為道，內出于言而外成于樂，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有韻者也。”（《孫氏詩缽序》）心聲、言、韻、詩、樂，構成一條鏈式展開的互通理路。如果將經學與詩學比作一條河流的兩岸，那么兩岸因《詩經》學、音樂學、音韻學這三座重要橋梁而得以交通，三座橋梁又因溝通兩岸而彼此關聯。就同時蘊含經學和詩學的質素而各具本體獨特性來說，三座橋梁是“同質異構”的存在；就共同生長于經學與詩學互為向度的空間且起溝通作用而言，三座橋梁又是“同生共構”的存在。

　　探尋經學與詩學互為向度的空間呼喚創新性的理論表達。學界在“經學與詩學”這個大課題下已經產生不少創新性的理論表達。例如，“經學之于詩學是一種生生之源的關系”（劉運好，2018年），儒學與詩學存在“同質異構現象”（李貴生，2009年），在“儒學與詩學之間”開辟文化詩學路向（李春青，2015年），在清代《詩經》學與詩學之間“找到一個新的運思空間”（孫興義，2011年），將乾嘉時期的經學與文學視作“相互凝視”的關聯域（劉奕，2012年），焦循的詩學思想與其經學思想“相互影響、同生共構”（蔣京恩，2018年），等等。大量成功的研究案例表明經學與詩學之間確實存在一個互為向度的空間。不過，雖然學者們已關注到經學與詩學的關聯域，但尚未明確指出該空間、場域內部的邏輯構型。而將經學與詩學的關系置于互為向度的空間內加以觀照，并進而發現一些溝通二者的重要橋梁，可以為回應這一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

　　探尋經學與詩學互為向度的空間可將“經學詩學”作為統攝性概念。經學是以儒家核心典籍為基礎，以探尋這些典籍的永恒性、合理性之精義為指向的一種“知識型”，它既是“經學詩學”的思想源泉又是其理論指歸。詩學有廣義與狹義二種，廣義的詩學近似于“文藝學”或“美學”；至于狹義的詩學，即是詩歌之學。在實際研究中既應關注與經學相關的廣義詩學的延展性，又應尊重與經學相關的狹義詩學的存在感。將“經學詩學”作為統攝性概念觀照經學與詩學互為向度的空間，可以增強其中一些重要命題的分析有效性。因為它可以將大量頗具灼見的描述性表達概念化，進而使一系列相關分題歸并為一個范疇清晰的合題。

　　?（作者：黃金燦，系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