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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國際道義是指規范國際行為體與國際社會和其他行為體關系的價值標準和守則。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在這一歷史性的轉型期，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國際道義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審視與質疑。從單方面退出國際條約到肆意揮舞制裁大棒，從制造盟友體系分裂到煽動地緣政治沖突，美國的一系列行為使其長期以來精心構建的“自由世界領袖”形象出現了巨大的“道義赤字”。這一現象已成為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焦點，但多數分析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理論框架內。而中華文明歷經五千余年未曾中斷，其內部蘊含著一套完整且成熟的關于政治、倫理與國際關系的哲學思想體系。這套體系為我們觀察、衡量和評判當代國際行為體，特別是大國的行為準則，提供了一個超越西方話語體系的、富有東方智慧的參照系。

一、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國際關系價值觀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關于國家治理與外部關系的論述，構成了一套獨特的“天下觀”。這套觀念并非僅僅是歷史的陳跡，其蘊含的智慧對于理解今日之世界仍具強大的解釋力。

1.信：立國之本，交往之基

“信”是儒家“五?！保ㄈ?、義、禮、智、信）之一，被視為個人立身與國家存立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币庵敢粋€人如果沒有信用，就不知道他還能做什么。這一原則被自然地引申至國家層面。在《論語》中，子貢問政，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碑敱粏柤叭弑仨毴サ粢粋€時，孔子選擇去“兵”，再去掉一個則去“食”，最后斷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充分說明，在儒家看來，國家的信譽比軍事和經濟更為根本。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睉糜趪H關系，“信”即指一個國家在國際交往中必須信守承諾、遵守條約、言行一致。國際法和國際條約是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石，其有效性完全建立在締約國的信守之上。一個大國，尤其是領導性大國，其信譽更是維系整個國際體系穩定的“定海神針”。一旦這個大國帶頭失信，其行為的示范效應將是災難性的，會引發普遍的信任危機，導致國際合作難以為繼，最終使國際秩序陷入霍布斯式的“叢林狀態”。因此，從中華文化的視角看，一個國家的國際道義首先體現在其是否是一個可信賴的伙伴。

2.義：行事之則，公理之向

“義”是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范疇?！傲x者，宜也”，即行為要合乎道理、恰當適宜。孟子更是將“義”與“利”對舉，強調君子應“先義而后利”?！吧?，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边@種對道義的堅守，超越了對物質利益乃至生命的執著。

“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在國際關系領域，“義”體現為對國際公平正義的維護。它要求國家行為特別是大國行為，不能僅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唯一導向，而應當時刻考量其行為是否符合國際公理、是否會損害他國特別是弱小國家的正當權益。一個行“義”的國家，會主持公道，反對恃強凌弱、以大欺??；會在國際爭端中秉持公正立場，而非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會在全球資源分配、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承擔與其能力相匹配的責任，而非轉嫁負擔、逃避義務。簡言之，“義”是反對純粹權力政治和自私自利國家主義的道德約束，是衡量一個國家行為是否正當的根本標尺。

3.和：相處之道，天下之貴

“和”的理念是中華文化最深厚的底色之一?！岸Y之用，和為貴?！边@里的“和”并非無原則的茍同，而是“和而不同”。它承認差異、尊重多元，并在此基礎上尋求和諧共存與協同發展。這種智慧體現在處理人際關系上，更體現在處理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上。

在國際關系層面，“和為貴”的思想倡導通過和平方式、對話協商來解決國際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它追求的是一種包容性的、非對抗性的國際秩序。與西方現實主義理論強調的“零和博弈”不同，“和”的理念相信，國家間的利益可以通過合作實現共贏。它反對制造敵人、劃分陣營、搞集團對抗，因為這會加劇世界的緊張與分裂，最終損害所有人的利益?！皡f和萬邦”是中國古代處理民族與邦交關系的理想境界，其精神內核就是通過和平、包容、互鑒的方式，實現天下太平。

4.仁：為政之德，推己及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基本精神是“愛人”?？鬃訉⑵渚唧w化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道。簡而言之，“仁”就是一種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為政者當行“仁政”，即以愛民之心治理國家。

墨子從反面來強調兼愛的重要性：“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睂ⅰ叭省钡睦砟钔渡涞絿H關系中，要求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安全與發展，也要關照他國的合理關切與發展需求。一個有“仁”的大國，不會將自身的動蕩與危機輸出給別國，不會為了維護自身霸權而肆意干涉他國內政、顛覆他國政權，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相反，它會積極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如維和、救災、減貧、公共衛生援助等，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穩定與繁榮。這種“推己及人”的關懷，是贏得國際社會真心尊重與追隨的情感基礎，是“軟實力”最深刻的源泉。

5.天下為公與王霸之辨

上述“信、義、和、仁”等價值觀，最終匯聚于“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和“王霸之辨”的權力觀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彼枥L了一個超越狹隘家族、部落、國家私利的理想社會。在國際關系語境下，“天下為公”意味著全球治理應服務于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非某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的私利。它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倡導各國平等參與、共同協商、共享成果。

在此基礎上，孟子等人明確提出了“王道”與“霸道”之分。這是中華政治哲學對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模式的經典概括?！鞍缘馈闭撸瑧{借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假借仁義之名，行脅迫與控制之實，其目標是建立并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讓其他國家懾于其“力”而服從?！巴醯馈闭?，則“以德行仁”，即通過自身的道德楷模、仁政感召以及對天下的貢獻，贏得他國的真心擁戴與追隨，其目標是實現“近者悅，遠者來”的和諧秩序。《孟子》對此有精辟論斷：“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p>

“王霸之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分析工具。一個大國的國際道義水平，可以從其行為更接近“王道”還是“霸道”來判斷。當其行為處處彰顯“信、義、和、仁”，致力于“天下為公”，便是行“王道”，其道義高地自然穩固；反之，當其失信、非義、好戰、不仁，一切以維護自身霸權私利為出發點，便是行“霸道”，其道義的喪失也就在所難免。

二、美國國際道義喪失的具體表現

近年來，美國的國際行為在多個層面系統性地偏離了上述中華傳統價值觀所倡導的準則，導致其國際道義形象一步步嚴重受損。

1.失信于天下：單邊主義與“退群”毀約

“信”為立國之本。然而，特朗普政府時期至今，美國的一系列“退群”和毀約行為，嚴重動搖了其作為全球秩序主要構建者和維護者的信譽?！疤乩势?.0”的繼續“退群”，可能會讓國際社會陷入自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政治、經濟甚至是文明危機。

退出《巴黎協定》。2017年，美國宣布退出旨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該協定是經過多年艱難談判、由近200個國家共同簽署的全球共識。此舉不僅是對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背叛，更是對其自身承諾的公然違背，完全無視其作為全球最大發達國家和歷史排放大國的責任。拜登政府后雖重返協定，但這種政策的劇烈搖擺性本身就構成了國家信譽的巨大不確定性，使得國際伙伴對其長期承諾的可靠性深感疑慮。2025年初，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當天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將再次退出《巴黎協定》。不到8年間，美國已三度“進退”該協定。這種行為，在中華文化看來，是典型的“言而無信”，是一個領導者最不應犯的錯誤。作為經濟體量和歷史累積排放均大幅超過世界總量1/4的超級大國，美國的退縮，使得全球氣候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遭遇重大挑戰。

撕毀《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由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認可的伊核協議，對伊朗重啟并追加嚴厲制裁。這一協議是多邊外交努力的重大成果，有效遏制了地區核擴散風險。美國的退出，不僅使多年外交成果毀于一旦，加劇了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更使其歐洲盟友陷入極其尷尬的境地。這種將國內政治凌駕于國際法和多邊協議之上的做法，是對“信”的又一次踐踏，它向世界傳遞了一個危險的信號：與美國達成的協議，隨時可能因其國內政府更迭而成為一紙空文。

擾亂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府不僅指責、抹黑世衛組織，更在2020年宣布退出。這一行為在人類面臨共同健康危機時，嚴重削弱了全球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協調機構，是極不負責任的自私之舉。這與中華文化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的集體主義精神形成鮮明反差，再次暴露其“美國優先”口號下對國際“信義”的漠視。

2.唯利輕義：貿易保護主義與長臂管轄

“義”在當代國際上就是公理。然而，美國近年來的經濟政策，愈發呈現出重“利”輕“義”的傾向，為了維護自身經濟霸權，不惜破壞全球公認的貿易規則和市場秩序。

發動貿易戰。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貿易伙伴加征高額關稅，挑起全球范圍的貿易爭端。這種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公然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嚴重沖擊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其邏輯并非基于公平競爭和多邊規則，而是赤裸裸的“唯我獨尊”和“贏者通吃”，將本國利益凌駕于國際公義之上，是典型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反面教材。

濫用“長臂管轄”與單邊制裁。美國日益頻繁地依據其國內法，對其他國家的實體和個人實施單邊制裁，進行所謂的“長臂管轄”。無論是針對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的技術封鎖，還是對參與“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的歐洲公司的制裁威脅，都是將經濟和科技工具武器化的霸凌行徑。這種做法不僅干涉了他國內政和司法主權，也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國際經貿合作。它所追求的，并非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或普遍正義，而僅僅是維護美國自身的產業優勢和技術霸權，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力服人”的“非義”之舉。

3.好戰非仁：軍事干預與人道災難

“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回顧美國21世紀以來的對外軍事干預史，卻充滿了“不仁”的記錄，給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阿富汗戰爭的狼狽結局。2001年，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20年后，倉皇撤離，留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的爛攤子。這場戰爭導致超過數萬阿富汗人死亡，數百萬平民流離失所?？Σ紶枡C場的混亂撤離場景，成為美國“仁政”承諾徹底破產的象征。美國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一個國家，卻從未真正關心過當地人民的福祉與文化傳統，最終不僅目標未能實現，反而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義悲劇。這種行為，與“立人達人”的“仁”道精神南轅北轍。

伊拉克戰爭的虛假理由。2003年，美國繞開聯合國安理會，以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聯合國安理會展示的“證據”，后被證明毫無根據。這場戰爭同樣導致了數十萬平民死亡，并打開了中東地區恐怖主義泛濫的“潘多拉魔盒”?！氨?，不祥之器”，為了地緣政治私利而編造謊言、發動戰爭、涂炭生靈的行為，是對“仁”道的極大褻瀆。

無人機襲擊的平民傷亡。在全球范圍內的“反恐”行動中，美軍大量使用無人機進行定點清除，但這些襲擊常常導致大量無辜平民傷亡。每一次誤炸，都是對一個個家庭的毀滅性打擊。這種遠距離、非接觸、責任模糊的殺戮方式，進一步消解了戰爭的道德約束，使得生命的價值變得廉價，是“仁”心喪失的極端體現。

4.失和致亂：制造陣營對抗與煽動沖突

“和為貴”、“和而不同”是處理多元世界關系的智慧。然而，美國許多外交政策卻在積極地制造分裂與對抗，與“和”的理念背道而馳。

兜售“民主對抗威權”敘事。拜登政府上臺后，大力渲染“民主與威權的斗爭”，試圖以意識形態劃線，將世界重新拖入陣營對抗的冷戰模式。召開所謂的“民主峰會”，卻將許多國家排除在外，這本身就是一種制造分裂、而非促進團結的行為。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忽視了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和各國發展道路的差異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格格不入。

拼湊排他性“小圈子”。在印太地區，美國積極拉攏盟友，構建針對特定國家的排他性安全與經濟集團。例如，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并為此不惜撕毀法國與澳大利亞的常規潛艇協議，引發盟友間的嚴重外交危機；強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其地緣政治指向性十分明顯。這些“小圈子”的構建，本質上是在復制冷戰時期的集團政治，加劇了地區軍備競賽和緊張局勢，破壞了地區國家長期以來努力營造的和平與合作氛圍，是典型的“失和”之舉。

激化俄烏沖突。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通過北約持續東擴，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是導致沖突爆發的重要背景因素。沖突爆發后，又不斷“拱火澆油”，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并聯合盟友對俄實施極限施壓和全面制裁，其目標并非盡快促成和平，而是意圖借此削弱俄羅斯、鞏固自身在歐洲的主導地位。這種做法與勸和促談的東方智慧形成鮮明對比，是導致地區乃至全球和平穩定受到嚴重沖擊的“致亂”之源。

三、從“美國優先”到“霸道”邏輯的固化

美國國際道義的流失，并非偶然的政策偏差，而是其深層戰略思維和國家認同演變的必然結果。其根源在于“天下為公”理念的缺失，以及“霸道”邏輯的路徑依賴和不斷固化。這種固化是歷史、制度與現實政治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產物。

1.“天下為公”理念的缺失與“美國例外論”的異化膨脹

中華文化中的“天下為公”，強調的是一種超越個體國家私利的共同體意識。而美國國家身份的核心，卻是“美國例外論”。這種信念認為，美國因其獨特的價值觀、政治體制和歷史使命，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不受適用于其他國家的規則的約束。

“美國例外論”在歷史上曾有其積極的一面，尤其是在其建國初期，作為一種“山巔之城”的道德感召，激勵美國成為某種理想的燈塔。然而，其內涵并非一成不變。早期的“例外論”更多體現為一種示范性的、內向的道德優越感，強調通過完善自身來影響世界。但隨著其國力達到頂峰，特別是冷戰結束后，“例外論”逐漸演變為一種傲慢的特權思想和干涉主義的理論依據。它從“我們是世界的榜樣”異化為“我們有權改造世界”，并最終墮落為“世界規則不適用于我們”。這種異化使其天然地認為，自身的國家利益就是全球利益，它可以為世界“立法”，但自己卻可以游離于法律之外。這種思想鋼印，使其在面對國際法和多邊協議時，常常抱持一種工具主義態度：合則用，不合則棄。

“美國優先”的口號，正是“美國例外論”在當代最直白、最粗鄙的表達。它將國家利益的計算推向了極致，徹底拋棄了對國際責任和全球公義的考量。在這種思維主導下，國際條約被視為束縛美國手腳的繩索，多邊機制被看作稀釋美國權力的障礙，盟友的利益也必須讓位于美國的需要。更深層次地看，“美國優先”不僅是政策口號，更是一種心理防御機制。面對世界多極化趨勢和自身相對實力下降的現實，美國精英層中的一部分人選擇用強化“例外”身份的方式來對抗“衰落”焦慮，試圖通過否定全球主義、重拾民族主義壁壘，來“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種對歷史潮流的逆動，使其外交行為呈現出強烈的痙攣性和破壞性。這與“天下為公”所倡導的“大道之行，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理想境界形成了最尖銳的對峙。當一個領導者不再心懷天下，而只顧一己之私，其道義感召力的喪失便是邏輯的必然。

2.“霸道”思維的路徑依賴與制度鎖定

冷戰的勝利和蘇聯的解體，使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進入了所謂的“單極時刻”。這一歷史經歷，極大地強化了美國的“霸道”思維路徑依賴。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美國習慣于通過其無與倫比的軍事、經濟、科技和文化實力來塑造世界秩序，解決國際問題。實力，而非道義，成為了其處理對外關系的首要和最終依據。但是，基于強制性的權力如果不與道義緊密配合，將失去合法性的根基。

當世界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全球力量格局開始向多極化演變。面對這一趨勢，美國產生了深刻的戰略焦慮。按照“王道”的邏輯，美國本應順應歷史潮流，通過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加強與新興大國的合作、提供更多適應新時代的國際公共產品，來維持并轉化其領導地位。然而，根深蒂固的“霸道”思維使其選擇了另一條路：將新興力量視為對其霸權的挑戰者，將多極化視為需要遏制的威脅。

這種“霸道”邏輯并非僅僅是一種思維慣性，它已被深度地制度化、體系化。首先，龐大的軍事-工業復合體是“霸道”的硬件支撐。為了維持其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網絡和絕對的軍事技術優勢，巨額的國防預算成為政治上的“正確”，任何試圖削減軍費的努力都會遭遇強大阻力。這個利益集團需要不斷尋找、甚至制造外部“威脅”，來為自身的持續存在和擴張提供合法性，這使得和平與合作的選項在決策中天然處于劣勢。其次，美元霸權是“霸道”的金融支柱。通過掌控全球主要的支付清算系統（如SWIFT）和儲備貨幣地位，美國能夠輕而易舉地將國內法“長臂管轄”至全球，將金融工具武器化，對他國實施“經濟絞殺”。這種不對稱的權力工具，極大地誘惑著決策者放棄耗時費力的外交談判，轉而采取簡單粗暴的制裁手段。軍事與金融這兩大支柱，共同構成了一個自我強化、自我循環的霸權維持系統，使得“以力服人”不僅是選項，更成為一種結構性的路徑依賴?！耙缘雷羧酥髡?，不以兵強天下”，而我們看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卻充滿了遏制、打壓、分化和對抗的色彩。它試圖通過強化軍事同盟、構建技術壁壘、發動貿易戰、操弄意識形態等方式，來遲滯競爭對手的發展，維護其搖搖欲墜的單極霸權。這種行為模式，正是孟子所批判的“以力服人”。它或許能在短期內制造一些麻煩和障礙，但從長遠看，由于其缺乏道義基礎，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心服”，反而會激發更多的反感與抵制，加速其自身領導力的衰退。

3.實用主義的濫用與國內政治的極化

美國文化中深植的實用主義哲學，強調效果和利益，這在推動其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方面曾起到積極作用。然而，當這種實用主義被過度應用于外交政策，并與短視的國內政治周期相結合時，便容易導致對普世道義的侵蝕。

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其政策往往受到選舉周期的嚴重影響。為了贏得選票，政客們傾向于采取能夠立竿見影、迎合國內特定選民情緒的強硬政策，而忽視這些政策對國家長遠信譽和國際關系的損害。例如，“退群”毀約可以在短期內兌現競選承諾、取悅國內的孤立主義者，但“輕諾必寡信”，其代價是國家信譽這一最寶貴的無形資產的流失。發動貿易戰可以暫時保護國內部分產業，但卻破壞了全球自由貿易這一更長遠的共同利益。

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與社會撕裂，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兩黨間的惡性競爭使得外交政策日益成為國內斗爭的延伸和工具。對華強硬、對俄示強，不再是基于冷靜戰略分析的國策，而演變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和相互攀比的表演。任何主張對話、合作、緩和的聲音，都可能被貼上“軟弱”的標簽而遭到政治攻擊。這種“否決政治”的生態，嚴重壓縮了理性、務實的外交決策空間，使得長期戰略規劃讓位于短期政治投機。外交官和戰略家們的專業意見，常常被國內政治的喧囂所淹沒。這種極致的、短視的實用主義，使得美國的決策者在權衡“利”與“義”時，天平嚴重傾向于前者。道義、信譽、人心向背這些難以量化但至關重要的因素，在冷冰冰的成本—收益計算中被邊緣化了。長此以往，美國的外交行為便呈現出一種機會主義和工具理性的特征，缺乏一種穩定、可預測的道德內核。一個只講利益、不講道義的大國，即便擁有最強大的實力，也難以贏得世界的真正尊重，其國際道義的喪失也就順理成章。

四、未來趨勢與世界啟示

美國國際道義的持續流失，不僅對其自身，也對整個世界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并為其他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的智慧復興提供了歷史性契機。一個后霸權時代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孕育，其特征是力量中心的多極化和治理理念的多元化。

1.美國道義領導力的持續衰退與“后美國時代”的加速到來

“德不孤，必有鄰”，反之，“失道者寡助”。美國道義形象的受損，最直接的后果是其國際號召力和軟實力的持續減弱。這一進程正從多個維度展開，預示著一個“后美國時代”的加速到來。

首先，盟友體系的離心力增強，從“眾星捧月”到“同床異夢”。盡管許多盟友在安全上依然依賴美國，但對其政策的可靠性和道義性的疑慮正在加深。從奧庫斯潛艇協議對法國的“背刺”，到貿易戰對歐洲、日本的波及，再到《通脹削減法案》對盟友產業的“釜底抽薪”，美國的“美國優先”政策同樣適用于其盟友。這種實用主義的“無差別攻擊”正在瓦解聯盟的信任基礎。歐洲國家日益強調“戰略自主”，試圖在外交、安全和關鍵產業領域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在如何對待中國等重大議題上，盟友內部也出現了明顯分化，它們越來越傾向于在具體問題上追求自身利益，奉行更加獨立的政策，美國的“一呼百應”之勢已大不如前。聯盟關系正從過去基于共同價值觀的緊密捆綁，轉變為更多基于具體利益的、更具交易性的臨時組合。

其次，“全球南方”的戰略自主性空前提升，成為塑造世界新格局的關鍵變量。廣大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全球南方”，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及其雙重標準看得越來越清楚。它們親身經歷了美國“民主改造”帶來的混亂和“經濟藥方”引發的危機。在俄烏沖突等問題上，許多國家拒絕選邊站隊，采取了更為中立和務實的立場。這種“不選邊”并非消極中立，而是一種積極的戰略選擇，旨在維護自身獨立性，推動世界多極化。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擴員，以及非洲聯盟、拉共體等區域組織在國際舞臺上用一個聲音說話的努力，都標志著“全球南方”作為一支獨立政治力量的群體性崛起。它們更傾向于支持多邊主義和聯合國的作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對美國的說教和施壓表現出更強的“免疫力”。

最后，國際話語權的相對削弱與“西方中心敘事”的式微。當美國自身在人權、民主、法治等方面劣跡斑斑時（如國會山騷亂、種族歧視問題、關塔那摩監獄等），其對他國進行指責的道義合法性便大打折扣。其兜售的“民主對抗威權”敘事，在許多非西方國家看來，不過是維護其地緣政治利益的幌子，是一種新時代的“文明沖突論”。這種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敘事，無法解釋和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復雜挑戰，因而其市場正在萎縮。這為全球話語體系的多元化發展創造了空間，各種文明的價值和發展模式將獲得更多被尊重和討論的機會。

2.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加速構建：走向“多元多極”

美國的道義赤字，客觀上為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提供了動力。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將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全球規則的制定中，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一個“多元多極”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正在浮現。

首先，真正的多邊主義價值回歸，全球治理平臺更加多樣化。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沖擊，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與此同時，一系列非西方主導的多邊平臺影響力將持續上升，成為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上海合作組織在安全合作與地區治理上探索新模式，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金融、貿易、公共衛生等領域提供替代性方案，這些都對既有的西方中心治理結構構成了有益的補充和平衡。世界不再僅僅圍繞G7等“富人俱樂部”運轉，G20以及各種區域性組織將在全球議程設置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其次，區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構筑抵御外部風險的“安全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區域合作組織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集體的力量應對外部風險，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例如，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的中心地位將得到進一步鞏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深入實施將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融合。非洲大陸自貿區的建設、南美國家聯盟的重建努力，都顯示出區域內國家“抱團取暖”、聯合自強的強烈意愿。這種內生性的區域合作，將逐步削弱外部大國對地區事務的干預能力。

最后，全球治理議程的拓展與重塑，聚焦共同挑戰。未來的全球治理，將更加關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安全、人工智能倫理、數字鴻溝等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在這些領域，任何單一國家都無法獨自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全球協作。美國的“霸道”邏輯在這些議題上往往失靈，甚至起反作用（如退出氣候協定）。這為其他國家特別是擁有合作共贏理念的國家，發揮引領作用提供了廣闊舞臺。

3.中華文化智慧的時代價值：為世界貢獻“王道”方案

在世界尋求新的確定性和共同價值之時，蘊含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智慧，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時代價值。道義性是中國外交的內在特質和價值追求。中國不僅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更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全球治理的未來貢獻思想與方案。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感召力，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正是對“天下為公”思想的現代闡釋。它超越了零和博弈和文明沖突論，倡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主張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近年來，中國進一步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實踐路徑。全球發展倡議聚焦發展赤字，推動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反對集團對抗；全球文明倡議尊重文明多樣性，倡導交流互鑒。這些倡議共同構成了一套系統性的、旨在實現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王道”方案，與美國的“霸道”邏輯形成鮮明對比。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意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道思想在當代國際合作中的生動體現。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核心是互聯互通，促進共同發展。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暢通、民心相通，為沿線國家創造就業、改善民生、增強自主發展能力?！耙粠б宦贰辈⒎堑鼐壵喂ぞ撸情_放包容的經濟合作平臺，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傳統地緣政治博弈的另一種全球化方案——一個更加包容和普惠的方案?！耙試^國”的治理思路為構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國際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徑。中國堅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致力于通過多樣化的合作方式推進各國共同發展，并以實際行動詮釋了負責任大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歷史擔當。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現實指導價值，是“和為貴”思想在現代國際關系準則中的結晶?；ハ嘧鹬刂鳈嗪皖I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誕生于亞洲，卻早已成為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在全球動蕩加劇的今天，這些原則對于維護國家主權平等、防止沖突對抗、構建“和而不同”的國與國關系，顯得尤為珍貴和重要。它們為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和平解決爭端提供了堅實的法理與道義基礎。

結論

美國國際道義的喪失，并非孤立的政策失誤，而是其國家戰略與外交實踐在根本上偏離了“信義”、“仁愛”、“和諧共生”等人類社會共通的基本準則的必然結果。這種偏離，在中華政治哲學的語境下，可以被清晰地界定為向“霸道”的墮落。當一個領導性大國不再以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為己任，轉而依賴強制、脅迫與分裂來維護其霸權私利時，其道義的根基便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動搖?！按髧呦铝?，天下之交，天下之牝”，歷史反復證明，一個大國的真正領導力，最終源于其道義感召力，即“王道”，而非其物質強制力，即“霸道”?！暗玫勒叨嘀?，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當一個國家失去道義，其物質力量所支撐的霸權也終將是沙上之塔，難以為繼。

基于共同需求、共同挑戰和共同利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急需確立一種更具開放性、包容性和引領性的價值話語體系。動蕩變革的世界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更具包容性和建設性的領導力。這要求大國能夠超越狹隘的自我利益，以信義立身，以公理行事，以仁愛之心待人，以和諧之道共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源遠流長、蘊含著深刻東方智慧的中華文化，無疑將為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乃至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愿景，提供深刻而寶貴的思想啟示。

（原文連載于《澳門法治報》2025年10月29日、11月5日、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