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晚明最為重要的思想和社會運動，陽明學是由包括王陽明及其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弟子、門人與后學這些“陽明學者”的理論和實踐構成的。這些“陽明學者”主要是思想界、知識界和文化界的人物，是思想、知識和文化的創造者。在這個意義上，陽明學者自然首先大都是以“文”聞名于世的。這里所謂“文”，當然不限于文學，而是指包括了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在內的整個“文化”領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涵蓋了整個人文學（humanities）的領域。不過，除了“文”的一面之外，陽明學者其實還不乏“武”的一面，可謂“文武雙全”。

　　陽明學者在“文”這一方面的造詣，無論是哲學、歷史、文學還是藝術，不但學界長期以來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研究成果，對于社會大眾來說，也已廣為人知。至于陽明學者“武”的方面，相對而言則知者不多，值得專門表彰。

　　所謂“武”，首先是指軍事。這一方面，王陽明個人的成就知者較多。無論是他平定寧王的叛亂，還是平定全國各地多處的匪患與民變，隨著陽明學的廣泛傳播，漸成社會大眾耳熟能詳之事了。不過，正如本文開頭即指出的，“陽明學者”不只是王陽明個人；陽明學“武”的方面，也不僅僅是王陽明個人在軍事上的建樹，而是包括了其后幾代弟子、門人和后學在軍事方面的功勛。

　　“軍事”包括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對外主要是抗擊外敵侵犯，對內主要是平定內部的叛亂與匪患。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最大的外敵侵犯有二：一是北方異族的入侵；二是東南沿海的倭寇，所謂“北虜南倭”。而在剿平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以及抵御北方的異族入侵這兩個方面，陽明學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當時的抗倭名將中，很多都是陽明學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傳人。眾所周知的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既是武將，也是陽明學者。其子在所編戚繼光的《年譜》中，稱其“私淑陽明，大闡良知”。事實上，戚繼光可謂陽明學的第二代傳人，他不僅師事錢德洪（1496—1574，字洪甫，號緒山），而且曾向王陽明之后陽明學的核心人物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問學。在二人的文集中，有多封彼此論學的通信。對于剿平浙江、福建和廣東等整個東南沿海的倭寇，戚繼光的軍功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他在抗擊北方異族的侵犯方面，也建立了赫赫的戰功。后者相對而言知者不多，需要特別指出。

　　作為王陽明第一代弟子歐陽德（1496—1554，字崇一，號南野）的學生，李遂（1504—1566，字邦良，號克齋）在學術思想方面不太為人所知，但其人“博學有才谞，尤長于用兵”（《國朝獻征錄》卷四十二）。他曾任南京兵部侍郎、尚書，不但在平定倭寇方面同樣有很大的軍功，所謂“前后二十余戰，斬獲三千八百余人”，而且曾經在平定南京兵變的過程中立下大功。而李遂之子李材（1529—1607，字孟誠，號見羅），是王陽明第一代弟子鄒守益（1491—1562，字謙之，號東廓）的學生。盡管他在思想上逐漸偏離陽明學而最終自成一派，但仍屬于陽明學者。李材雖以講學著稱，但也曾在廣東屢敗倭寇，并在云南平定過苗民的叛亂和緬人的入侵。

　　曾任東南五省總督的胡宗憲（1512—1565，字汝貞，號默林），也是陽明學中的人物。他不僅有《重刊陽明先生文錄敘》這樣的文字，更與陽明的其他門人多有往來。在胡宗憲負責編纂的海防著作《籌海圖編》一書中，王畿、鄒守益、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羅汝芳（1515—1588，字惟德，號近溪）、張元忭（1538—1588，字子藎，號陽和）等這些陽明后學的第一、二代人物，都名列參訂人員之中。胡宗憲雖然不像戚繼光那樣是直接帶兵打仗的武將，卻是運籌帷幄整個東南沿海抗倭的主導人物。沒有胡宗憲的領導和支持，戚繼光、李遂等抗倭將領也很難得到施展。對于抗擊倭寇來說，胡宗憲比起他統領之下的戚繼光、李遂等人，可以說貢獻更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明末清初的史家談遷（1594—1658，字仲木，號射父）才有“東南數百年免倭患，皆胡宗憲再造之功也”這樣的講法。

　　除了“軍事”之外，陽明學者的“武”，還直接表現在他們的“武藝”上。換言之，陽明學者不但在抵御外侵和平定內亂方面卓有建樹，許多人還是身懷絕技的武術大家。

　　陽明本人精于騎射，曾以箭術震懾了挑釁的宦官，自然是有“武藝”在身的。其他作為“練家子”的陽明學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曾組織武僧抗擊倭寇的萬表（1498—1556，字民望，號鹿園），在《明儒學案》中被列入“浙中王門”。作為武舉第一名，武進士出身，萬表非有一身的武藝不可。最能說明陽明學者并非紙上談兵和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的例子，應該是被列入“南中王門”的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號荊川），這位通常以大文學家名世的人物。

　　關于唐順之的武藝，頗為詳細和生動的描述，首先是他的槍法。戚繼光在其《紀效新書》中，詳細和生動地記載了自己向唐順之請教槍法的故事：“巡撫荊川唐公，于西興江樓自持槍教余。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槍，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者，何也？’荊翁曰：‘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槍圈但拿開他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拿既大，彼槍開遠，亦與我益，而我之力盡難復?！苏f極得其精。余又問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荊翁曰：‘工夫十年矣?！瘯r有龍溪王公、龍川徐公，皆嘆服。一藝之精，其難如此！”

　　這則故事出自戚繼光的自述，并指出當時在場的還有王畿等人，應當是相當可信的。而據唐順之的《年譜》，不僅戚繼光，另一位抗倭名將俞大猷（1503—1579，字志輔，號虛江），也同樣曾向唐順之學習過槍法。俞、戚兩位武將在當時并稱“俞龍戚虎”，這兩位武藝超群的名將竟然在槍法上要向唐順之學習，足證唐順之槍法的精妙。尤其不能不令人驚嘆的是，唐順之并非早年習武，而是年已三十六歲，才專門向河南人楊松學習的楊家梨花槍法。這就更加說明他在武學上所具有的天分。

　　除了槍法，唐順之的箭術也同樣高超。他的學生萬士和（1516—1586，字思節，號履庵），曾有數首詩作贊嘆其射術之精。其中一首《戲詠荊師射詩》這樣寫道：“山西俠客射雕手，猶嘆吾師用術工。持處虎蹲還據石，發時鷹擊又乘風。印空絕影虛聞響，落地無塵已沒鋒。豈是屠龍無所售，幻來余技亦神龍?！?/p>

　　兵器之外，習武之人首先要練拳法。唐順之的拳法如何，現有史料似乎沒有直接的描述。不過，在《荊川先生文集》卷二中，有一首《峨眉道人拳歌》的詩作：“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希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是日茆堂秋氣高，霜薄風微靜枯柳。忽然豎發一頓足，崖石迸裂驚砂走……猶言技癢試賈勇，低蹲更作獅子吼。興闌顧影卻自惜，肯使天機俱泄漏。余奇未竟已收場，鼻息無聲神氣守。道人變化固不測，跳上蒲團如木耦。”顯然，如果自己的拳法沒有精深的造詣，對峨眉道人在少林拳法基礎上受白猿啟發所創的拳術，是不可能有如此內行的觀察和描繪的。

　　對于唐順之的“武藝”，《年譜》中這樣寫道：“射法、槍法為最工，槍師為楊松，而公又以之傳南塘、虛江……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當日所自喜者，則為射法、槍法、兵法，不在文章。故以射法教沈青霞（按：沈煉）、胡廬山（按：胡直），以槍法教俞虛江、戚南塘。在京師酒家，與人論槍法，則借槍起舞，在吳門則對眾彎弓發矢，皇甫子循為之作歌?！边@里的“沈青霞”是沈煉（1507—1557，字純甫，號青霞山人），也是一位文武全才且剛正不阿的人物。由于沈煉曾任錦衣衛，2014、2017年上映的兩部電影《繡春刀》和《繡春刀：修羅戰場》中的主角，便以他為原型。由此可見，以“文”名世的唐順之不僅精通多種“武藝”，其自我認同也是“武”非“文”，正所謂“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當日所自喜者，則為射法、槍法、兵法，不在文章?！?/p>

　　當然，唐順之的“武”，也不僅是“武藝”，他在抗倭的軍事領域這一“武”的方面，不遜于前面提及的那些陽明學者。事實上，在胡宗憲統領的抗倭眾將中，唐順之可以說是一位中堅人物。他不僅因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極為出色，而使胡宗憲到了幾乎對其言聽計從的地步，更是多次親自帶兵征戰，曾經創造出了一役擊沉倭寇船只三十余艘、斃敵百余人的大捷，被時人稱為“自蘇松用兵以來，未有此捷也”。他所著的《武編》中有多種戰法，其中的“鴛鴦伍”，被戚繼光改良為“鴛鴦陣”。戚家軍憑此陣法屢敗倭寇，令其聞風喪膽。由于操心軍事，往來征戰，唐順之最終病死在抗擊倭寇的戰船之上，以“武”事而終，遂了自己的心愿。

　　我在2003年發表的《陽明學者的“實學”辨正》一文中指出：陽明學者絕非只是“無事袖手談心性”的書生，而是在“經世致用”方面有著廣泛的成就。其中，雖然也提及陽明學者“武”的方面，但未能專論。由本文可見，無論在抗擊倭寇和抵御外侮的“軍事”方面，還是帶兵打仗不可或缺的個人“武藝”方面，陽明學者都可圈可點，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文武雙全”。而本文所著重揭示的陽明學者“武”的方面，也再次說明：陽明學乃至整個儒學不僅是一個學術思想的傳統，而是有著多樣和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不斷挖掘，使之成為當代建設的一項資源。

　　（作者：彭國翔，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求是特聘教授，馬一浮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