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當代和方法——關于《散文的變身》里的三種對談
來源：澎湃新聞作者：陳芳洲 2024-07-23 09:14
《散文的變身》所輯論文在“文體”、“當代”和“方法”三個方向，呈現出非常有趣的“對談”。這種“對談”不僅存在于三個方向的話題內部，造成正反兩面的辯論，還交叉存在于三個方向之間，頗有漁歌互答的支持。本書主編張怡微在代序中介紹本書“可視為復旦創意寫作專業就‘現代散文’話題的最新研究成果”，那這種或持分歧、或有互文的對談，也可以顯示出該專業對散文理論復調式的包容和開放。
“立”還是“破”：散文文體的議題懸置
“時間過去，許多事物和想法在變化，卻也有不變的，在這里就是，追索散文的文體邊界”——在本書開篇《散文散見》中，王安憶就提出了現代散文中尚無定論又無法繞開的“古典議題”。
持續不斷地討論可以證明闡釋散文文體邊界的困難。伍華星以“記憶詩學”為其命名，王安憶在肯定“記憶”是文體命名上的好說法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中潛藏的“透明和脆弱”；陶磊將其討論框定在“復旦傳統”之中，王安憶又指出當中他所依賴的路徑是“老實且有效的辦法”，卻也看到“簡化了材料”的一面；張怡微嘗試著多元化的文體闡釋，王安憶則更看重她提出的“白話文”。在論文的評述中，能夠看出王安憶對文體界定的謹慎態度，直到評論周燊的論文，她才認為散文文體邊界的定義“到了核心地帶，也就是起始之初，修辭”。周燊認為“散文作者的創作筆調有時與戲曲演員的唱腔、韻白是殊途同歸的”，她的創見是把散文的“散”和戲曲的“曲牌”兩相對照，以“唱腔”連接不同曲牌，達成風格上的一致。王安憶稱贊“周燊‘戲曲唱腔’一說，提醒我們修辭的世俗化過程”，而昆曲里的曲牌如海，“曲中曲，牌套牌，其實很像文章的結構”，用“相對松弛的‘曲’”，“將取消差別的大趨勢稍稍拉回，回到經典中的秩序”。
而王安憶對散文文體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相信工具，甚至可以說是工具論者，人類進化的重要標志就是使用工具。散文的文體大約就是工具的性質，用自己創造自己，此自己創造彼自己?！?/p>
如果說王安憶有著封閉散文文體的“立”論興趣，本書又隨即介紹了另一脈對于突圍散文文體的“破”論探嘗?！对诎着c黑的交集地帶》中，項靜寫到三位作者對散文文體界限的模糊性思考：散文作家周曉楓“希望把戲劇元素、小說情節、詩歌語言和哲學思考都帶入散文之中，嘗試自覺性的跨界，甚至讓人難以輕易判斷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散文理論家祝勇則“以‘新散文’的名義提出無限開放的散文文體革命”；散文作家李修文則認為散文是“提供出一個無限真實的精神個體。這個精神個體，可能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真實。在我看來，一切無法準確表達內心的文體束縛，都應該把它撕破”。從她介紹的三位作者反叛文體界限的嘗試里，也能得見項靜的態度：“在中國語境中，報告文學、散文與非虛構寫作都有一些界定不清但大體可以辨認的特質，事實上我們也無法創造出嚴格的概念和文類歸屬。文學真正的力量恰恰來自于對舊有觀念的掙脫和對世界的即時反應，不斷去打開經驗鮮活的切面?！?/p>
與此呼應的是，史玥琦從“垮掉派”所處爵士時代里，把握住當時音樂對散文“氣口和旋律”的影響，使“此類散文同詩歌一樣一度充滿了抒情的‘號角’”，而若把這種時代經驗放在當下，則對照出“國內以短視頻為載體的口頭散記式敘述”可能會以“聲音的面目”探索出更廣的散文文體范圍。另一篇，馬藝璇也嘗試從耶利內克所寫的《啊，荒野》，“探討小說作品散文化演藝的復雜性與可能性”，從而在二者“巨大的游離空間中尋求值得借鑒的跨文體創作模式”。
“散文究竟是什么”的古典議題雖然仍舊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但它作為根基，卻能不斷觸發關切散文的學者的思索，這也許才是議題懸置的真正意義。繼續往下閱讀和討論，還將繼續看到它對散文理論的各種影響。
多元背景與數字面向：散文發展的當代進程
實際上，散文文體的討論已然無法脫離當下的時代特點。當代進程顯示散文自身發展與外部環境處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之中。張怡微從非虛構的本土溯源中，發現了“現代散文”或者“當代非虛構”都在發展進程中“隱藏著模糊的學科邊界”，而其中“非虛構”與“歷史學”“人類學”的跨學科融合，使得“民族志”中也留下廣義散文的疆域邊界。對民族志跨學科的融合，不僅只是散文物理上的邊界擴張，而是其對民族志功能和意義上的補足：“民族志要回應的問題是‘人類是什么’，傳遞的是關于人類的知識……民族志寫作不足以發明新的情感結構，也沒有改變世界的動能，它的寫作目標不是傳遞復雜思想與心靈的能量……對這種研究方法的認知，基于對于差別性的淡化，這在處理復雜的個體上，難免會遇到問題。文學，恰恰是應該這些研究成果無法應用的部分，他們制定的研究目標必然遺漏的人的問題?！蓖瑫r，顧曉清從當代民族志的實驗范本中，介紹了“什么是好的民族志”。
除了學科互補之外，本書還提供了更多的當代散文多元現象。尹潔提到了醫學人文視角下的失智癥書寫，趙皙觀察到香港地區“在地”和“我城”的“地志文學”，張馨怡把黃仁宇的歷史論著納入散文跨學科延觸的邊界，余龍杰則介紹了香港地區文學獎項對于地方文學發展路徑和審美取向的影響。
除了多元面向之外，當代進程還預示了未來散文的發展面向。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幾乎成為如今繞不開的一個話題，討論散文時亦是如此。朱婧認為，利用移動終端傳播的下沉和快速，普通寫作者在散文創作時擁有了更大的權益和便捷，博客、微博、朋友圈等都是散文擴張的物理介質，而散文也從傳統紙媒對其形式的限制當中，激發了更多的文體潛能。同樣是基于移動終端和數字媒介搭建的創作平臺，張禎便不再持有朱婧溫和樂觀的態度，而無比嚴厲地批評了其中的“自戀”，“有些散文的情感不再具有反抗力量，而是淪為純粹的裝飾物，乃至成為消費主義開疆辟土的擊鼓手”，從而警示出新興技術對散文創作的負面可能。
需要補充的是，散文的發展也不僅僅是在數字影響之下。胡桑便從山水移情的角度，討論了散文寫作的可能具備的生長空間。
思想、技巧、評論與教學：散文方法的功能適用
關于“方法”的對談，則把對散文的關切回歸到更為傳統的面向當中。汪雨萌“確認散文是最接近中國思想史方法而非材料的文體”，借由郁達夫梳理“散文的心”（而非文以載道的“道”）的發展歷程，結合向陽對“打破傳統散文圈柵欄”的積極呼吁，將散文的關切中心由文體形式轉回表達內容。她認為散文應以日常生活所持思想性和現代性的方向為出發點，成為“充滿了個人性、調和了任性與社會性的，充滿了人格魅力的散文創作者”。這種從形式到內容的轉向意圖，弱化了散文文體本身的規則和限制，而提高了散文作者對創作影響的權重。隨著這種意圖自然而來的是對散文作者的要求：“創作者必須質疑和主動調整自己一貫學習的數據庫，包括日常生活數據庫、虛擬生活數據庫和寫作技術的數據庫……寫作者身份需要更加多元，或者說寫作者需要具有更廣泛的經驗，或可模擬和想象的范圍更廣，能力更強，能夠突破更多層級的繭房進行傳播，被閱讀和觀看。”
的確，與其字正腔圓、擲地有聲地去封閉和定義散文文體，我們不如承認文體方向暫時無法全面闡釋的局限，而將注意力轉向更靈活且可行的創作者本身。事實上，任何的定義和闡釋都具有時代局限性，就像當代散文文體的闡釋明顯弱于古典散文文體的闡釋，局限其中容易走向證偽、式微和僵化，跳脫出來才能看到，散文文體邊界的被模糊、甚至被突破，并不是一種倒退和限制，而恰恰是增加自身彈性和空間的契機。汪雨萌將彈性空間錨定“思想”這一方法，讓散文如魚獲水，很可能成為當今“中國人最倚重的、最依賴的文學類型”。
賀俊逸用“以小見大”接棒了汪雨萌對于創作者的要求。他認為“以小見大”作為“一種非虛構的敘述方式”，其屢屢成功的原因在于“小”的觀察視角和敘述落腳。比起宏大的背景，“小”能見諸具體個人，雖然無法宏觀概括歷史流動，卻能從“經歷者的視角”把握住“無數被忽略的細節之美”。他認為，“歷史研究/非虛構寫作，或許可以借鑒這種視角區分的維度與側重”。如果我們還記得前文“文體”屬下，張怡微論證的散文和民族志的多元文體（原論題目可見其也是一種“方法”），便能夠看到張賀二人頗為默契的對話認同?？紤]到張怡微對散文由來已久的關注，以及賀俊逸身為編輯的一線經驗，散文和民族志、或者說歷史研究和非虛構寫作之間的界限模糊及功用互補，可以算作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條相互交纏的廣義散文的發展路徑。
評論是散文（包括其他任何文體）不可缺少的審美提煉和自慎自省的“方法”，對散文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戰玉冰指出了張新穎隨筆集中的“學識、詩意和有情”，謝詩豪看到了奈保爾游記中的“特寫”；而張心怡則把散文本身作為“最接近‘生活’”的方法，這也與朱婧所持散文是屬于普通寫作者的大眾寫作的觀念不謀而合。同時，張玉明和范淑敏從散文教學的課堂示例中，從教學過程和教育意義兩個方面，展示了散文作為教學的“方法”。
寫在末尾
本文主要聚焦于國內的散文發展，因此《散文的變身》所納包慧怡論文《從歌謠到羊皮：古英語散文傳統的開篇》未能進入討論范疇，但其提供的古英語散文傳統及其后續的發展，也同樣啟迪了我對散文的看法。
實際上，主編張怡微也介紹了我參與會議卻未能提供最終論文的情況，在此對我的拖延深表歉意。但放棄提交論文，卻也實在因為自己當時還未能思考清楚關于散文的種種細節。從我的角度來講，此刻在寫的書評，反而比當時要寫的論文更適合——在看與寫的過程當中，我的散文知識漸漸增長，思索也逐漸增多，以致最終能形成這篇書評。
如前所述，王安憶認為散文“是用此自己創造彼自己”。由此我想，散文是無法被咄咄逼近的AI所取代的一種文體（無法免俗地總是要提到AI），從讀者和作者形成的關系來看，讀者對散文的興趣，實際就是一個真實的人對另一個真實的人的興趣，存在于讀和寫之間的情感流動，既可以獲得強健情感力量的指引，也能夠共情那些受傷、掙扎、敏感和脆弱，并在這些復雜真實的情感流動里，得到心靈的認同、寬慰和依戀。散文最親近普通人。
張怡微、陶磊主編《散文的變身》，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碩士，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博士）
編輯：關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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