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傳承對于維系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傳承歷史上形成的經典依然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論域中的必有之義。人類文明的進步總是在汲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創新實現的，前人經驗構成了后續文明進步的前提。經典文獻記錄了先民對人類生活的感受與理解，成為承載前人經驗的主要載體，為人們品鑒歷史、思考現實、籌劃未來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傳承經典反映了人類獨有的歷史意識，表現為人們對個體、共同體乃至天地宇宙發展變遷過程的總體性認知與反思，是生活在歷史中的人去探尋歷史發展根據、總結歷史發展線索與特點以及評判歷史的重要精神活動，對于文明的延續與創新具有基礎性意義。

　　任何文明的延續都與其自身的語言文字、歷史文獻、文脈傳承、價值觀念息息相關。中國歷史上層累形成的經典記錄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歷程，是中華文明獨立而一貫的語言文字系統、歷史文獻系統、文脈傳承系統和價值觀念系統的主要載體和文獻保證。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悠久歷程上，歷代人為了保存經典做出了不懈努力，既有類似鑄造鼎銘、鐫刻石經以及雕版與活字印刷等典籍傳承形態上的沿革，更有孔子整理六經、漢代立五經博士、唐代定五經正義、明代修永樂大典、清代編四庫全書等典籍整理與闡釋活動的迭進?？梢哉f，之所以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不息，與歷代的經典保護和傳承工作密不可分。

　　現代技術條件下，電子數據的儲存方式、檢索路徑、閱讀方式為傳世經典的保護和傳播帶來革命性的突破，不需要再為傳世經典的儲存及傳播產生憂慮，但儲存及傳播方式的變革對于傳承經典來說遠遠不夠。經典的傳承并不僅僅是記錄和傳誦，王陽明曾認為，記誦經典并引以為是，“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尊經閣記》）在“財富”傳承中，只知道保護賬本而不知發揮賬本中所記述財富本身的作用，這顯然是荒唐的。就此而言，在傳承經典的事業中，更為重要的是利用蘊含在經典中的歷史經驗、普遍智慧為時代性關懷的解決提供思想資源。

　　傳世經典之所以能夠發揮文明載體的作用，不僅在于其具有記述性，更在于其中所體現的智慧具有現實的可轉用性，人們可以利用經典作為思想資源解釋和應對時代問題。王船山所說“六經責我開生面”，指的就是在經典的創造性闡釋中不斷推動文化創新和文明演進。自先秦時期開始，中國歷代的哲學家、思想家結合各自的時代關懷對經典展開的創造性闡釋活動從未停止，經久不息，于今為盛。

　　中國哲學是中華文明的內核所在，就中國傳統哲學的傳承發展而言，其表達形式的特點多是對經典文獻的解讀，從文獻解讀中闡發精微的義理、辨析思想的變遷，并以此展現新的哲學創造。比如說，繁盛的宋明理學這一哲學形態，不同理學家所表達的哲學思想，幾乎都是通過對經典進行重新闡釋而實現的。當代學者對于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往往也是通過對哲學史上經典文本、典范人物、學派集群、學脈流傳以及概念與命題等的多維闡發而展開的。當然，研究經典并不意味著僅從文獻本身出發來推動思想的革新。如果我們僅以典籍文獻作為推動哲學書寫的動力，即從特定的文獻自身出發進行版本次序、文字訓詁、辭章結構的解讀，研究興趣可能直接來源于歷史性的文本自身，可以與普遍性的問題或者時代性的現實問題無關，所謂“溺情典籍，心忘世道”。這樣一來，經典文獻的傳承、研究及闡釋，將與時代性的現實問題無關，而只與個體的歷史興趣有關。如所周知，中國哲學從來就是強調“經世致用”，之所以研究和闡釋經典不是為了滿足思古之幽情，而更多的是推動符合人類生活發展趨向的思想文化革新，而思想文化的革新則以時代性問題為驅動力。

　　從時代性關懷出發來闡發經典里蘊含的普遍性智慧，其形式雖仍以詮注文本為主，但其實質上已經是新的思想創造了。如朱熹所作《四書章句集注》，雖然形式上是文字箋注，但其實質是朱熹結合新的時代關懷對于先秦經典的新闡發。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經典文獻所記錄的經驗與智慧，不能僅從歷史性維度理解，更多應該從普遍性問題的維度來理解。王陽明曾對五經本義做了概括式的陳述，認為五經的本義在于展現普遍性的人之本心：“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保ā蹲鸾涢w記》）雖然五經是歷史上形成的固定文本，但并不意味著五經只具有“博物館”的意義，五經的實質在于普遍性的人心之表達，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性意義。這樣，五經就從歷史性文本變成了時代性文本。既然經典性的文獻蘊含著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精神，那就應該可以成為思考時代性關懷的思想資源。

　　以時代性關懷來審視經典文獻所蘊含的智慧，或者說在文獻典籍的支撐上來思考時代性、現實性的問題，就是不僅僅把眼光局限在經典文獻及其歷代注釋、詮解本身，為了研究文獻而研究文獻；而要以時代性關懷為驅動，使傳世經典為解決時代性關懷提供思想資源。時代關懷驅動下的經典傳承，可以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資源來回應時代問題，無需過分拘泥于特定文獻的關聯性。而單純的文獻驅動則往往需要從既定文獻本身的字、詞、句出發來考究，離開了特定文獻和特定語境，相應研究就無法展開。

　　關于中國思想史上對文獻字、詞、句的無限關注現象，王陽明曾稱之為“訓詁之學”“記誦之學”“詞章之學”，并對此進行了批評，“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傳習錄》）探究字、詞、句的文獻研究方式，為經典的創造性闡釋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當然十分重要。中國歷史上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文獻中牛毛繭絲的問題不可勝數，歷代學人皓首窮經，作出了很多學術貢獻。但這種文獻驅動式的研究如果成了主導甚至唯一的范式，那么可能會導致經典傳承喪失解釋和應對時代問題的能力，遭遇“復古式”的尷尬，甚至可能使得人們對傳世經典的時代性價值產生懷疑。關于如何對待歷史性文獻，歷史學家克羅齊曾反問道：“若我們未從過去中走出，若未將自己置于過去之上，我們如何走向新生活，如何創造我們的新行動？”（克羅齊：《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田時綱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7頁）面對歷史上的經典文獻應該結合時代的變革用批判精神對待之，從解決時代關懷的意圖出發去理解和運用歷史的文獻。由此形成的尊重歷史而又面對現實問題的新認識，是我們新行動、新生活的前提，更是弘揚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特質的要義所在。

　　基于這樣的認識，經典文獻的傳承創新首要的不只是在文獻中尋找文辭新意，更不是做尋章摘句式的獵奇，而是要利用經典所蘊含的思想資源來解釋現實、應對未來。換言之，經典的傳承不是歷史性的文獻驅動、傳統驅動，而是要由時代性關懷驅動，以將面向現實、面向未來作為經典傳承的發展方向。在此基礎上，經典傳承還要有著對人類普遍性事務的關懷和憂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傳·系辭下》）對于生活、社會、國家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應該構成經典傳承的內在動力，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天下為懷”“蒼生為念”的具體體現。

　　相較于經典文獻所產生的時代，現時代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革是全面而徹底的，經典中所蘊含的生活經驗、精神觀念、價值信仰如何應對時代巨變，是我們在經典傳承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就經典傳承來說，只有堅持以時代關懷為驅動力，才能使得經典呈現出其現代形態。為此，要超越單純的文獻驅動，而將對時代性關懷的思考融于經典的傳承和解讀中，弘揚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結合時代變革推動經典文獻思想內容的更新，順應精神變革、科技革命和社會革新的歷史大勢，以人類生活未來發展走向為引領，面向現實、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做好經典傳承工作。

　　（作者：朱承，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