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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體性反映一個國家或民族對自身文化和歷史傳統的自覺意識，以及對推動文明生命更新的主動精神。文化主體性是“實踐的事情”，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在實踐中生成、建構、鞏固。

自我確證文化身份

“我是誰”，這是關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身份的自我追問，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首要前提。有了文化主體性，才能在多元文化沖擊面前清晰界定“我是誰”。國與國的不同，關鍵不在于“硬件”，而在于“軟件”，即文明基因和精神世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確證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我們生于茲長于茲的這片土地，有著復雜的民族結構，但56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身份——中華民族；有著巨大的人口規模，但14億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稱謂——中華兒女；有著遼闊的國土幅員，但各族人民都有一個共同家園——中國。

“中國”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隱含主體性意蘊的文化概念。中國本意乃“擇天下之中而立國”，但隨著時間推移，其“中央之國”的空間意涵逐漸淡化，文明意涵成為主體。作為文明秩序的“中國”自帶格局、氣場、神韻，即所謂“文化中國”?！蹲髠鳌吩唬骸爸袊卸Y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唐律釋文》稱：“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敝袊畠?，各族之間，非民族至上，而是中華文化至上。四方之民共享中華文化，統一禮俗教化、文明秩序，中華民族的邊界從來不是民族而是文化，文化乃是最終決定是否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最高標準。

“中華民族”作為文明意義上的文明實體，是一個關乎文化信仰、精神之鄉的標識性符號，深深銘刻在每個中華兒女心中。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民族。從文化上看，中華民族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呈現出相同的文化特征。同時，“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因為中國這個“國家”同時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厚重歷史的巨大“文明”。正如恩格斯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中國”就是中華文明的概括，現代中國的最大資源就是縱貫5000多年的歷史文明，現代中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要不是源于共同的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而是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園、共通的文化信仰，源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種文化主體性、精神歸屬感、心靈家園感是其他東西所無法替代和割舍的。

自覺賡續千年文脈

“我從哪里來”，這是關乎文化主體性的本體論追問。有了文化主體性，才能在流變的世界里找到自我?！叭f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文化是民族的根脈。一個文脈斷流的民族，一個被迫淪為文化殖民地的國家，一個任由外來文化馳騁的跑馬場，何談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結著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基因和密碼。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把歷經滄桑留下的中華文明瑰寶呵護好、弘揚好、發展好，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和神圣使命”。

中華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為人類貢獻了嘆為觀止的文明成果。展開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卷，王官之學、先秦諸子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現代新儒家等，始終守其元而開生面，中華文脈連綿不絕、高峰迭起。中華文明不是自內向外擴張而發展起來的，而是自外向內凝聚而發展起來的，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文明之元一以貫之?；赝麣v史，中華文明有過“蒙塵”卻從未“中斷”，中華民族在長期生活實踐中積淀的思想認識、價值觀念，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支柱。馮友蘭畢生追求“闡舊邦以輔新命”，江河萬里總有源。老根新芽，舊邦新命，都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集中體現。歷史文脈不容割斷，鞏固文化主體性，前提是對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由衷信仰、自覺賡續。

賡續傳統不是固守傳統。傳統不是故紙堆，中華文化的未來取決于我們如何在更高的意義上接續傳統、再造傳統。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充分證明了其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F代中國能否改寫過去五百年的西方中心主義邏輯，在世界歷史舞臺上開創更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貫通五千年文脈，自覺地把“現代中國”置于源遠流長的“歷史文明”之中。賡續中華文脈，既不是復古，也不是排外，而是要“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自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

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之魂，站穩文化立場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一個國家，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固然重要，但如果失去了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喪失了文化主體性，就會不可避免地淪為外來文明的附庸，淪為失魂落魄的民族。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確立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這一歷史進程非但沒有使我們喪失文化主體性，反而徹底扭轉了自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式微的命運。究其根本，這在于我們決定性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之在中國，已由外來的思想轉變為與本土的思想相融通了。

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必須在多元思想爭鋒、多重力量博弈和“古今中西之爭”中準確把握自己的站位。一是必須站穩中國立場，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反對“以洋為尊”的西方中心史觀，抵制文化侵略，不做文化洋奴，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反對西方學術殖民和知識霸權，擺脫西方學術范式的路徑依賴，擺脫“西方理論搬運工”身份和“學徒狀態”，擅于提煉基于中國經驗的標識性重大概念、原創性思想觀點、原理性理論成果，形成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推動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二是必須站穩中華文化立場，反對文化虛無主義，不能以現代之名割裂傳統，陷中華兒女于無家可歸之境地；反對文化保守主義，不能以禮敬傳統之名行復古之實，羈絆中國前進的腳步。三是必須站穩馬克思主義立場，反對普世主義、自由主義及其現代變種，決不搞“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語境下始終保持價值自主，保持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

自主選擇文化發展道路

文化發展道路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進方向和前途命運，走對路是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必然要求。有了文化主體性，才能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堅定選擇“走什么路”“往哪里去”。中華文明自歷史深處走來，將風格各異的眾多民族整合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將滿天星斗的早期文明匯聚成內部統一的中華文明，鍛造出強大的文化主體性，成為支撐中華文明歷盡坎坷、走向未來的深層力量。應該說，5000多年來，各民族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豐富多樣的文化在中華大地上匯聚為一體，創造了獨具中華底蘊的文化發展道路。

縱觀中華民族史，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從來沒有選擇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路線。比如，早在華夏源頭，夷夏之間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夷”可變“夏”，“夏”可變“夷”。自漢代以來，西域地方政權都堅持“向東看”的方針。北魏建立初期，拓跋鮮卑吸納漢族士人進入統治階層，效仿中原禮樂、官制、郊廟、律令等制度，穩定國家政權。宋遼夏金各政權都爭奪“天下正統”，共奉“中國”之號，共行“中國之法”。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重建大一統，“華化”進程加速。清代早中期，大一統達至鼎盛，“是中國之一統，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于元氏，而極盛于我朝”。晚清以降，綿歷不衰的中華文明遭遇“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中華民族以文化主體性的式微和“民族文化的災難”為代價蹣跚步入近代社會。這一時期，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價值系統遭受沖擊，以儒、釋、道為基礎要件的文化體系逐步弱化直至基本喪失對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統合功能，文化知識界開始形成鄙薄自身文化而推崇西方文明的思想傾向，中華文化遭遇“何去何從”的生存和斷裂危機。賀麟先生認為，“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伴隨著各類西方思潮集體涌入，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獨立品格、文化功能不斷減弱，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遭遇嚴峻危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從此啟航。這一時期的文化主體性，首先表現在對“文明蒙塵”的自我拯救。馬克思主義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華文明，賡續千年的中華文脈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國人民迎來了“偉大覺醒”，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中華民族從此進入揚眉吐氣的“覺醒年代”。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華民族找回了精神自立的強大氣場，中華兒女一掃渾渾噩噩的頹廢氣質，中華文明開啟了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經過70多年的長期努力，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不懈奮斗，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文化發展奇跡，成功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自主推動中華文明生命更新

文化生命體的有序更新和現代轉換，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根本要求?？v觀全世界，每個文明形態都是一個動態的生命體，都處于永不停歇的生命更新過程中。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是有原則、有方向的，這個原則就是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這個方向就是要求在守正創新中造就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任何文明的發展都有高峰有波谷，中華文明亦不例外。上下五千年，中華文脈之所以從未中斷，根本就在于不管時代風云如何變幻，文化內容如何更新迭代，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優質基因始終得以賡續。中國這個文明體早期雖起于“滿天星斗”，但在多元匯聚中逐漸凝結為強大且穩定的文化核心，在交往中逐漸建立起強大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傳統再造，從來不是以新文化代替否定舊文化，中國現時的新文化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

“兩個結合”是新時代中華文明生命更新的根本途徑。闡舊邦以輔新命。在中華文明史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是割斷歷史、拋棄傳統，而是在賡續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再造歷史和傳統。中國共產黨誕生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文化大潮中，一開始就有強烈的文化擔當，“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自從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對象性關系以來，就不再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而是持續發生著相互建構、雙向奔赴、互相成就的文明“結合”過程。一百余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馬克思主義由此獲得了中華文化性格；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中華文化由此拓展出“舊邦新命”。經由“結合”而創立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屬于馬克思主義，而且屬于中國文化；不僅構成馬克思主義思想譜系的一部分，而且構成中華文明譜系的有機成分；不僅屬于“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而且構成“中華文化的時代精華”。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是中華文明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的重大成就，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最有力的彰顯。

自信從容面對外來文化

自信從容面對外來文化，是衡量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標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態一定是突破單一文化系統、博采人類眾文明之長而成的文化生命體。中華文化產生于農業社會，如今，農耕文明升級為工業文明，自然經濟發展為市場經濟，熟人社會代之以世界交往，更為重要的是民族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時代的變遷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原封不動地保留傳統的一切方面，更不可能仰仗單一文明的思想智慧應對人類性的問題。

數千年來，中華文明以其強大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匯聚四方成就萬千氣象。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東西文化交融，南亞、中亞、北亞等文明因素涌入中原，儒釋道漸趨合一，走向“盛唐”，中華文明氣象大成。宋遼金元時期，亞歐大陸深度交融，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歐洲文化元素進入中國，中華文明突破傳統“天下”格局擁抱“世界”。明代，以“鄭和下西洋”為標志中國主動向西探索，以“耶穌會士來華”為標志中國主動接觸西方，中華文明吸收西方科學、技術、宗教，成就中華文明獨特風韻。在歷次文化交匯中，中華文明極具包容性與主體性，絕不亂方寸。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文化密碼，也是中華文化在交流交鋒交融中不被“同化”“異化”的底蘊所在。有了文化主體性，中華文化才不至于在五彩繽紛的文化百花園中迷失文化自我、喪失文化立場、失去文化主導性。

文化自信本質上是一種兼收并蓄、從容吐納的自信。堅持文化主體性，迫切需要破解“古今之爭、體用之爭、中西之爭”，書寫熔鑄古今、貫通體用、匯通中西、堅定自我的文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就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從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始終在兼收并蓄中得以捍衛，在尊重差異中得以堅守。在文明交往中，自美其美是自信，美人之美也是自信。當代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極，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建構，突出表現為以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世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全球文明倡議引領人類精神成長和文明進步，當代中國的文明主張已經成為復雜現代性世界中的建設性方案。

（作者：陳曙光，系中央黨?！矅倚姓W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秘書長、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