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王學典先生的一篇講演稿《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與現代轉化》一文，文中提出“儒學是短缺經濟產物”之說，認為農耕文明最突出的矛盾是“物質匱乏，而人的欲望無窮”，“儒學的產生，正是為了回應這種迫切的現實需要”，儒家所提出的對策就是“克己復禮”，也即把社會秩序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礎之上云云。此文觀點涉及對周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評估，以及對儒家思想主旨的認識，茲事體大，不容緘默。今陳拙見如下，請王先生與讀者指教。

　　周代是不是“短缺型經濟”

　　“短缺經濟”，原本是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其核心特征是某些商品或服務的供應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科爾奈之說，有嚴格的限定，如政治體制、生產環節、消費者等因素，并且有時間性，并非泛指所有社會的一切時段。王先生將“短缺經濟”涵蓋全部農耕時代，進而擴充到未來的一切時代，“不管人類社會會進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階段”，“相對于人的欲望，物資永遠是短缺的，資源永遠是不足的，頂尖或高級享受品永遠是匱乏的。欲海無邊，欲壑難填，人心無盡，所以，再高的生產能力，再發達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單獨解決問題”。若如其說，則全部人類社會就是一“短缺時代”，如此，將農耕時代定義為短缺時代，有何意義？

　　王先生在《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與現代轉化》中提出，農耕文明容易受地理、氣候、人口環境、生產工具等因素影響，所以是短缺型經濟。但古代社會，與農耕文明并列的還有居無定所、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文明，以及漂洋過海、以有易無的商業文明，它們受地理、氣候等影響的程度，遠甚于農業文明，這又該如何解釋？

　　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12000年前人工栽培稻的植硅石，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遺存。農耕技術與農具均不復雜，易于掌握。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已出現南方水田農業與北方旱作農業兩大中心。至距今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大面積稻谷堆積層，稻谷總量逾12噸；而在武安磁山遺址發現的粟的遺存達5萬公斤以上，世所罕見。糧食富余，便用于釀酒，相傳夏禹時儀狄“始作酒醪”，《資治通鑒》云，夏桀“為酒池糟堤，縱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足見令人擔心的不是短缺，而是富裕后的腐敗、墮落。

　　至距今約6000年，長江、黃河流域出現區域性的大型政治、經濟中心，如良渚古城，總面積近300萬平方米。陜西石峁遺址的古城面積逾400萬平方米。周原遺址發現由宮城、小城與大城合成的三座城址，其中大城面積約520萬平方米。建造如此龐大的工程，必然有巨大的糧食儲備作為支撐。若說周還屬于短缺經濟時代，對此作何解釋？

　　農業時代，年成不一，戰國李悝已知將年成細分為上熟、中熟、下熟、小饑、中饑、大饑等。大概率而言，豐年與常年居多數，大旱久澇之年占少數。兩周享祚八百年，豈能盡皆荒年？

　　豐年盛況，文獻多見，如《詩·烈祖》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薄敦S年》云：“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薄镀翁铩吩疲骸澳饲笄箓}，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奔Z食堆積如山崗，猶要再造千座糧倉、萬輛車廂。常平之年的農家，《孟子·盡心上》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匹夫匹婦耕織，便可使老者“足以衣帛”“無失肉”，全家“足以無饑”，豐衣足食?！读夯萃跎稀氛f，“不違農時”，不過度采伐，則谷與魚鱉“不可勝食”，“養生喪死無憾”，可見農家平年亦無短缺之虞。

　　真正令農夫凍餒的，荒年之外，乃戰爭與苛政。王先生在《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與現代轉化》一文中將“短缺經濟”作為兩周的文化底色，這與史實與考古發掘所見的周代經濟的發達程度嚴重不符。

　　“天下為公”“克己復禮”是否旨在平衡百姓與貴族利益

　　王先生在《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與現代轉化》中提出，百姓與帝王貴族作為社會的兩極，彼此地位與財富懸隔，極有可能沖突。作者認為，保持社會秩序“井然安定”的關鍵，是“既要保證百姓的溫飽”，“又要保證君王和貴族的體面與享受”，儒家的對策是“克己復禮”，其特點是返身向內，是自我約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獨，是節欲。王先生又說，“儒家主張‘天下為公’，主張‘溫、良、恭、儉、讓’，就是為了在短缺型農耕經濟中尋求人欲與物質供應的平衡”。作者將儒家最核心的范疇說成是為了平衡百姓與貴族的利益，值得商榷。

　　儒家無公權力，不掌握物質資源，要保證貴族的尊享生活與百姓衣食，當如何措手？在儒家理論中，保證百姓溫飽，乃帝王之責。上天為民立君，旨在“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君與民相較，“民貴君輕”（《盡心下》）。君之愛民，當“如保赤子”（《書·康誥》）。民有危難，當奮力解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詩·谷風》）?！墩撜Z·堯曰》堯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子注曰“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儒家認為，君民一體，憂樂與共，《論語·顏淵》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儒家反對貴族搜刮民財，冉求為季氏斂財，孔子怒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保ā断冗M》）

　　遭逢兇年，諸侯有移民就谷，恤鄰賑災的責任。《梁惠王下》記載：孟子說，兇年饑歲，“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吨芏Y·廩人》：“若食不能二酺，則令邦國移民就谷?！薄蹲髠鳌坊莨哪辏ㄇ?47年），晉國饑荒，秦輸粟救災，史稱“泛舟之役”?！读夯萃跎稀罚骸昂觾葍?，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與此同時，貴族還應減膳，以示同情與救助。《禮記·曲禮下》云：“歲兇，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编嵶ⅲ骸敖宰詾橘H損憂民也?！币庠诒Ｗo災民渡過難關。

　　王先生在《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與現代轉化》中說，兩個“保證”的核心，“是返身向內，是自我約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獨，是節欲”。如王說，這套說辭并非要求百姓與貴族共同執行，因貴族享有“體面與享受”的生活，絕無“短缺”壓力；所謂約束、自律、克制、慎獨、節欲云云，乃是要求百姓用克己復禮的道德學消弭物欲，自我貶損，克制不滿，甘居下流，最好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詩伐檀》）式的怨言都不要有。若儒家道德學說果如王先生此論，豈不成了單純的統治工具？

　　再者，“天下為公”分明是《禮記·禮運》中孔子描述人類社會終極理想社會的用詞，此時社會已實現財富自由，人人平等，凡事皆能出以公心，怎么還在“短缺型農耕經濟中尋求人欲與物質供應的平衡”？“溫良恭儉讓”，語出《論語·學而》，子禽問子貢，夫子每到一國，必定能了解該國國政，這是夫子請求所得，抑或對方主動告知？”子貢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币庵^夫子與人相接，有溫、良、恭、儉、讓等五種“德容”，乃“盛德之光輝”，“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哪里是指百姓與貴族交往時的自我壓抑之態？

　　孔子不泛泛地談論富貴與貧賤，而是強調致富的路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保ā独锶省罚┤≈械赖母毁F毫無問題，而可富卻貧，當貴卻賤，則不得怨天尤人?？鬃诱f：“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憲問》）皆是孔子不反對由貧而富的明證。

　　“人欲與物力的矛盾”是不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

　　王先生在《儒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與現代轉化》中提出：“相對于人的欲望，物資永遠是短缺的，資源永遠是不足的，頂尖或高級享受品永遠是匱乏的。欲海無邊，欲壑難填，人心無盡，所以，再高的生產能力，再發達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單獨解決問題，所以最終問題的解決仍然要‘反求諸己’，仍然要‘克己復禮’，仍然要借鑒儒學返身向內的智慧，而不管人類社會會進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階段?！?/p>

　　在他看來，貫穿人類社會始終的唯一矛盾是人欲與物力的問題，核心是“短缺”。而孔孟看到的卻是一個“倉廩實”“衣食足”的社會，以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陽貨》）的眾生，思慮的是如何構建萬民的精神家園。

　　“食色”為人之大欲，但并非人區別于禽獸之根本特性，作為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孔子超越物欲層面，為人與社會的長遠進步作擘畫?？鬃诱驹跉v史的高度，述往事，思來者，“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尋找天下大亂的癥結，“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云：“皆是失仁義之道本?！笨鬃拥母纠砟睿恰皳軄y世反之正”。

　　孔子為中華民族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從原始公有制的大同社會起步，進入漫長的以私有制主導的小康社會，終極目標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走向大同的四個臺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自天子至于庶民的人生必修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要點是通過禮樂雙修，做合格的社會人，并努力成為優秀的社會人（君子）、杰出的社會人（圣賢）。

　　儒家倡導以德治國，《詩·大雅·烝民》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笨鬃诱f：“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泵献訉⑷酥椭远ǜ駷槿柿x禮智“四端”，希冀人們“立其大者”，做“大人”，不做“小人”；固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做大丈夫（《滕文公下》）；人生價值觀體現為，“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禮記·儒行》）?！独锶省纷釉唬骸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眹谰印⑿∪酥畡e，

　　儒家要求人生志趣高遠，絕不沉溺于物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弊釉唬骸安涣x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敝鲝埐慌示?、不等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中庸》）?？鬃映珜ё非笕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

　　儒家并不鄙視民生，而是以富足的生活作為求道的基礎?！读夯萃跎稀罚骸笆枪拭骶泼裰a，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崩ЦF之民，“奚暇治禮義哉”？貴族與百姓之間的不平等，只有通過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制度的改革逐步消除，而不是通過百姓自我約束將其固化。

　　食色是人類生存與繁衍的基礎，但社會的發展，不囿于此一隅。社會的進步并非由物質、欲望、本能為主導。食色之于人是有限的，“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而人的精神世界是無限的。人是萬物的靈長，對世界有無窮的“好奇心”。人類的進取與探索，大多是超越“貪欲”，進入更博大的境界，例如人類對心靈、美學、生物、電子、宇宙等等的探索即是。儒學是古代先哲的偉大創造，是中華民族走向高尚、社會走向大同的精神主導，而絕非是在貴族與百姓之間協調物質多寡的工具。

　　（作者：彭林，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