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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30—60年代的美國文藝復興時期是美國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時期，這場文藝運動中的作家們關注到美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自然危機與人的精神危機，于是將目光轉向了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從中國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態智慧，積極建構美利堅民族的新文化。這一時期的愛默生、梭羅、惠特曼、麥爾維爾等作家的眾多作品都表現出熱愛自然、尊重自然、回歸自然的生態意識，促進了美國生態文學的形成以及現代環境運動的開展。

　　儒家生態智慧的

　　傳播路徑與接受語境

　　儒家生態智慧的傳播路徑與接受語境主要源自中國文化典籍在歐洲和美國的翻譯與傳播。1836年，愛默生首次接觸到了約書亞·馬什曼翻譯的《孔子著作》，之后愛默生又閱讀了戴維·科利翻譯的《中國古典著作〈四書〉》。愛默生不僅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中國儒家經典語錄，還在他的演講和文章中征引《四書》的內容。愛默生的摯友梭羅在哈佛大學和愛默生家的藏書中閱讀了以上兩本儒家典籍，還閱讀了博迪耶翻譯的《四書》，并在《日晷》雜志上刊登了摘錄自《四書》的50余段選文。中國的“四書”中傳達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自然生態觀念和德性智慧契合了愛默生、梭羅這樣的超驗主義者回應美國19世紀自然危機與精神危機的需求。愛默生認同中國孟子的名言——“圣人，百世之師也”。梭羅也闡發了“四書”中的生態思想。他們從“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等中國古代文獻中，發掘出儒家生態智慧，體悟到自然的神圣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思想。這一時期涌現的愛默生的《論自然》、梭羅的《漫步》和《緬因森林》，麥爾維爾的“波里尼西亞三部曲”、惠特曼的《草葉集》，還有霍桑的《胎記》等文學作品，都蘊含了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的雙重意蘊。

　　儒家生態智慧

　　在美國文學中的三重維度

　　儒家生態智慧深刻影響到美國文學的創作，呈現出三重維度。

　　第一重維度是自然的神圣性，即對宇宙整體觀的再詮釋。愛默生用“四時行焉”與“天人合一”來表現《論自然》的自然思想并進行了本土化闡釋。儒家生態智慧以天地化生萬物的創生之德為天地最高的美德，“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之自然創生正是自然的生生之仁德。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強調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性，人也要參與自然創生而達成“參贊化育”。概而言之，美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中的儒家生態智慧主要有：強調宇宙的整體性、自然的神圣性和人與自然的和諧融通。這些儒家生態思想促進了愛默生等美國學者對自然的重新認識。愛默生引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由此感悟到自然是宇宙的精神，喟嘆自然默然不語卻能生成萬物。他還在《論自然》里提出“自然為精神之象征”的觀點。

　　第二重維度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即生態倫理的文學表達。儒家生態智慧啟發愛默生和梭羅等學者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啟發了美國學者對生態倫理的思考。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引用《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來表達對自然的尊重、對自然精神的推崇。在《漫步》里，他講了雨后的彩虹和黃昏的金色光束神圣無比，自己漫步于大自然金光的洪流中宛如走進了神圣的圣地。在《緬因森林》里，梭羅還講述了原始森林中孕育著巨大的自然神力，表達了對破壞森林和對自然祛魅的擔憂。梭羅多次引用儒家典籍，以表達人對自然應該懷有敬畏之心的觀念。

　　第三重維度是德性修養，即自然與精神的同構性。愛默生和梭羅在《日晷》里引用了許多翻譯版《四書》中重視自然、注重德行修養的語句，如“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等。關注自然與精神同構的生態智慧，成為愛默生等超驗主義學者的學術信仰。愛默生認為，“超靈”蘊藏于人心深處，仰望自然之宇宙星空、山川形勝自然能覓得個人內心的超靈，由此，人可抵達精神信仰的至臻至善境界。他借用孟子的“浩然之氣”來佐證自己的超靈觀點。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引用《論語·里仁》“德不孤，必有鄰”，強調人要修養自己的品德，不必擔心沒有人追隨。在人人都追求物質財富積累的19世紀美國，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一批美國學者開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儒家生態智慧的跨文化影響

　　美國學者對儒家生態思想的文化過濾與創造性轉化，體現出中美文化的差異與融合。

　　其一，“超靈”與“浩然之氣”體現出個人主義與集體倫理的分野。愛默生的“超靈”觀念雖然援引孟子“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將自然之氣和人精神的“浩然之氣”融為一體，體現了“超靈”和“氣”的相似。但他是借自然精神來傳達人的“超靈”，自然精神實際上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愛默生的“超靈”彰顯的仍是美國的個人主義精神，而孟子的“浩然之氣”則是儒家思想集體倫理觀念的體現。愛默生“自然為手段”與儒家“人氣合一”還有本質差異。

　　其二，“天人合一”的祛魅與“精神外化”的重構。梭羅和愛默生贊賞儒家生態智慧中“天人合一”的觀念，但他們的觀點又有所不同。愛默生在《論自然》中論及中國古代文學的自然書寫時，則申明人是從知天來比照知曉世事。梭羅在《瓦爾登湖》里描繪自己晨起在湖泊中沐浴時引用中國經典“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來表達自然之水滌清萬物的神圣性，沐浴可以使得身體與精神煥然一新。顯然，梭羅對自然精神的解讀不同于儒家倫理思想，美國學者更多指向的是自然的神圣化，即把自然看成個人精神的外化。

　　其三，“天賦性善”與“個人自立”體現出儒家德性思想與人文主義的美國化。“天賦性善”與“個人自立”存在著文化差異。愛默生將“天賦性善”轉化為美國式個人主義和自我解放的思想資源。他一方面肯定“天賦性善”所彰顯的儒家德性思想，另一方面則強調個人獨立的重要性。在《論自立》中，他主張人是價值判斷的根基，個人的自信和個人尊嚴尤為重要， 他反對19世紀美國的宗教桎梏與傳統束縛。他認為，“天賦性善”詮釋了個體的自我修養的重要性和個人自立的必要性。愛默生用“仁義禮智根于心”表示對“性善”的贊同，他以“性善”進一步充實了個人主義思想。這與和儒家德性思想的倫理基礎具有本質的不同。

　　中國儒家文化與19世紀的美國文化相遇，恰逢美國文學處于民族文學建構的關鍵期，又是美國現代化進程展開的重要階段，工業文明對美國人引以為豪的自然環境產生了巨大破壞，也令19世紀的美國人陷入精神危機。中國“四書”中蘊含的生態智慧促成了美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生態轉向，彰顯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儒家生態智慧在美國的傳播和轉化證明：中西文明只有交流互鑒才能創新發展，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作者系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