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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古典學是一門以希臘語和拉丁語文獻為基礎，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傳統及其歷史文化的學科。近年來，古典研究概念被更加普遍化地使用，既包含傳統意義上的西方古典學，也包括對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本文以古代西亞文明為例，探討其與西方古典學的內在關聯性。

　　西方古典學與古代西亞文明研究的建構

　　古代西亞研究依賴在西亞地區發現的出土文獻和考古資料，開展文字學、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宗教學研究。在當代學科體系中，包含亞述學、赫梯學等學科。亞述學、赫梯學的建立，緣起于西方人對東方的探險。西亞，在西方人眼中是遙遠的東方，但也是耶穌基督的誕生地，是“應許之地”。18世紀后半葉，西亞開始成為英、法、德等國殖民擴張的目標，探尋發現古代文明成為主要口實。20世紀初，英國人沃利斯·巴奇爵士在評論德國人在西亞開展的考古工作時，曾犀利地指出：“至于在亞述和巴比倫的發掘，許多精明的觀察家都指出，德國只是在開始夢想建立德意志東方帝國時，才開始認真地在這些國家進行發掘，而這個帝國則是通過巴格達鐵路到達的。”

　　在西方世界家喻戶曉的《圣經》和古典作家的記載成為重要參考指南。《舊約圣經》以及希羅多德、克特西亞斯、貝若索斯等古典作家有關巴比倫尼亞、亞述的描述被視為亞述學研究的傳世文獻，在世界文明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尼尼微、卡爾胡、巴比倫、烏魯克等代表性城市的確認均得益于此。

　　隨著楔形文字成功破譯，亞述學最終建立。亞述學的學科體系是在近代西方古典學的基礎上逐步建構起來的。14—15世紀，西歐文藝復興運動以人文主義為主導思想，以復興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為主要舉措，古典學開始進入學校教育體系。兩次工業革命后，英、法、德等國家大學中開始設立古典學專業，教授古典希臘語和拉丁語，研讀、闡釋古典作家的經典著作，研究修辭、語法等。亞述學學科體系沿襲古典學的基本架構，以研究古代文字、注釋古代文獻為主。亞述學的早期創立者大多擁有深厚的西方古典學功底，比如尼尼微的發掘主持者奧斯坦·萊亞德爵士，楔形文字的破譯者亨利·羅林森等。參與破譯楔形文字的人員來自西歐各國，包括德國的G.F·格羅特芬、挪威的Ch·萊森、丹麥的R.C·萊斯克、愛爾蘭的愛德華·辛克斯等。有所不同的是，古代西亞文獻絕大多數是出土文獻，因此，考古從一開始就是亞述學、赫梯學學科體系中最主要的一環。19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加入古代西亞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建設，并逐漸成為另外一個研究中心，但學科體系架構并沒有大的調整。

　　古代西亞文明研究的“西學”特征

　　古代西亞文明的研究主題、方法、理論的選擇和構建大多圍繞西方學界的傳統話題，尤其集中在古代西亞文明與《舊約圣經》傳統的關系，西方文明傳統中的古代西亞文明源頭等。

　　《圣經》闡釋學的基本方法被直接用于古代西亞文獻研究中。20世紀中葉以后，美國亞述學者詹姆斯·普理查德和威廉·哈羅先后主持出版的《與舊約圣經有關的古代近東文獻》和《經文補編——來自圣經世界的經典文獻》，收錄了出土自埃及、兩河流域、敘利亞、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用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阿拉米字母文字書寫的文獻。文獻選取標準是與《圣經》文本有關聯，各篇標注對應的《圣經》章節，其結構、文獻譯名以及一詞一句的注釋方式，均體現了《圣經》的闡釋學傳統。

　　古代西亞文明遺產研究是亞述學、赫梯學研究中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西方學界一般注重研究其對西方文明的貢獻。1872年12月，大英博物館館員喬治·史密斯宣布他在楔形文字泥板中發現了大洪水的故事，故事中記載了傳說中人類最早的家園——伊甸園的所在，記載了大洪水前已經存在的城市。他指出故事所體現的藝術和科學是希臘人的，因此是“我們自己的”。以此為牽引，學界展開了深入研究，此處僅舉三個比較有影響力的成果：美國亞述學者塞繆爾·克雷默所著《歷史始于蘇美爾：人類歷史上的三十九個第一》總結了蘇美爾文獻中的有關記錄，從政府和政治、教育和文學、哲學和道德觀、法律和公正觀、農業和醫藥知識等角度闡述蘇美爾文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顯然，其主題選擇更側重于西方視角，而且參照文獻大多來自《圣經》。威廉·哈羅在《現代西方制度的古代源頭》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該書的目標是展現古代近東人的發明創造和思想觀念如何留存至今……在何種程度上現代西方仍然受益于古代近東。英國學術院院士、亞述學者斯蒂芬妮·戴利的《美索不達米亞的遺產》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探討古代兩河流域文明與希臘文明的關聯。據此，古代西亞文明與古典文明被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西方古典傳統中的古代西亞文明

　　地中海地區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核心區域。東地中海將該區域的三大文明——古代西亞、埃及、希臘羅馬文明彼此分開，又使它們連成一體。在很長一段時間，東地中海先民在宇宙觀、世界觀與人生觀，國家與王權觀念，社會組織與管理方式，文化認同標準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習俗等多個方面并沒有大的區別。換言之，東地中海地區應處于一個共同的生存圈，經歷了共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軌跡，表現出諸多相似性。美國全球史研究者勒芬·斯塔夫里阿諾斯曾說過，“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于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

　　希波戰爭之后，希臘人與蠻族人對立的觀念似乎預示了地中海開始成為東西方文化的分野或界限。公元前4世紀的演說家伊索克拉底說：希臘和波斯的敵對“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我們的思維中，以至于在神話領域中我們最熱衷于閱讀特洛伊戰爭和希波戰爭……是我們和蠻族人之間的戰爭催生了凱旋頌歌的詩歌形式”。伊索克拉底沒有意識到的是，這段話中的神話、史詩、頌歌傳統恰恰來自古代西亞的文化傳統。

　　古代西亞、埃及等東地中海地區居民對世界、宇宙、人類的認識是古希臘哲學家的知識來源。在古希臘神話、赫西俄德的《神譜》、《荷馬史詩》、希羅多德的《歷史》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關證據比比皆是。古代西亞文明對古典文明的滋養是多方位的。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帝國的皇帝接受了所謂“東方”的君主制度，接受法典傳統。作家和詩人們不停地引用來自“東方”的神話體系和文學母題。學者們借用來自“東方”的預兆和占卜體系等。美國亞述學者馬克·范·德·米魯普所著《希臘前的哲學——古代巴比倫對真理的追求》研究了巴比倫《創世史詩》、詞表、預言和占卜、法律等傳統，從歷史哲學、思想觀念等不同角度解讀了古代兩河流域先民的歷史經驗及其給予希臘哲學的滋養。

　　對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定位，比利時歷史學家馬爾塞爾·德提埃訥的認識十分清醒，他說：古代希臘是人類過去的一部分，它屬于由各古代社會，諸如兩河流域、中國、埃及和吠陀印度所組成的整個群體。古代西亞文明經驗的積淀給予了西方古典文明深厚的滋養，為西方古典文明的飛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留存在西方古典傳統和《圣經》傳統中零星的古代西亞文明的印記，成為近代西方重新發現、復原古代西亞文明的知識基礎，在西方科學體系下創建了具有鮮明“西學”特征的亞述學和赫梯學。古代西亞文明與西方古典傳統之間如此錯綜復雜的關系表明，拓展古典學研究的范疇，賦予古典學研究更大的空間，將成為加強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著眼點。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