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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理學上承宋、元、明，前期興盛，中期式微。在漢學興起以后，理學雖然仍然被清政府尊為官方哲學，但是在學術界的地位與正如日中天的乾嘉漢學根本無法相比。清嘉道以后，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得到強化，學術風氣也發生轉換，漢學由盛轉衰，為理學的發展提供了良機。晚清理學復興，主要發生在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張栻等宋代理學家當年講學的湖南、河南、陜西、安徽、福建等地。其中，湖南宗奉理學的人數尤多，并且形成了一個影響廣泛的晚清湖湘理學群體。他們不僅直接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而且積極促成了“同治中興”局面的出現，對于思想學術與社會政治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就時間而言，晚清湖湘理學可以劃分為前后兩期。在理學剛剛呈現出復興態勢的嘉道年間，湖湘地區就涌現出唐鑒、陶澍、賀長齡、賀熙齡、歐陽厚均、胡達源等多位理學之士。他們均曾求學于岳麓書院，師從山長羅典，不僅自身尊崇理學，而且努力傳播理學，為湖湘理學繼南宋之后再度活躍打下重要的基礎。其中，以唐鑒的學術影響力最大，被視為晚清復興理學的宗主。咸同年間，湖湘地區又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羅澤南、劉蓉等繼起，并且借助湘軍網絡形成了一個規模更大的理學群體。他們多有就讀于岳麓書院、城南書院或漣濱書院的經歷，深受湖湘理學型文化的濡染。以年歲論，則多為唐鑒、陶澍、賀長齡、賀熙齡、歐陽厚均、胡達源等人的后輩，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均深受前者的影響。這一時期湖湘理學的核心人物為曾國藩，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創建湘軍，利用師生、同學、宗族、姻親、同鄉等關系，將一大批有著共同學術旨趣和政治觀點的湖湘理學士人集結成團，并投身洋務運動，使湖湘理學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在晚清理學復興的過程中，湖湘理學群體與其他地區的理學士人相比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唐鑒內召為太常寺卿。以唐鑒為核心，當時在京為官，來自全國各地的理學士人如曾國藩（湖南）、倭仁（河南）、吳廷棟（安徽）、呂賢基（安徽）、何桂珍（云南）等共同從其問學，一改乾嘉年間京內理學沉寂的局面，京師理學群體正式形成。唐鑒對京師、湖南乃至全國的很多理學士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除了自己致力于編修《國朝學案小識》，編制出一個以程朱理學為主干的清代學術發展史，還積極推動其他理學士人進行理學著作的編撰，何桂珍、羅澤南等在撰寫理學著作的過程中都與唐鑒有過密切的學術交流。何桂珍根據唐鑒的意見，在《續理學正宗》中續補清初理學著作《理學正宗》遺漏的理學傳人，構建出一個更為完整的明清理學道統史。羅澤南以程朱理學的正統觀點為準繩，在《姚江學辨》中對王陽明的心性學說、知行學說進行了全面的批評，竭力樹立程朱理學的學術權威。一時間，在道光朝形成了一個修史辨學、傳繼道統的高潮，這也是晚清理學復興的重要表征。在《國朝學案小識》中，唐鑒提出要“守道救時”，他說：“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保ā秶瘜W案小識·守道篇敘》）將“守道”與“救時”緊密結合起來，強調“內圣”與“外王”的合一。由于對唐鑒“守道救時”說的領悟各不相同，從唐鑒問學的理學士人或重視“守道”，或強調“救時”，最終形成了兩種理學治學路向?？梢哉f，晚清理學主敬派、理學經世派均發端于此。

　　咸同時期，特別是同治年間，晚清理學的社會政治影響進一步擴大。這一時期，以倭仁為核心的理學主敬派在京師多居于高位，以曾國藩為核心的理學經世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勢力也急速擴張，呈現出理學盛極一時的局面。理學這一興盛局面的形成，與湘軍集團的軍事與政治影響密切相關。湘軍集團不但是一個軍政集團，還是一個文化集團，其核心首腦基本由晚清湖湘理學士人組成。作為晚清理學經世派的主體，晚清湖湘理學群體重拾經世傳統，并結合時代特征形成了新的學術特色，擴大了經世之學的內涵。他們開掘出理學隱而未彰的工具理性，并積極將自己的義理經世主張付諸實踐。在出山之前，他們致力于以“禮”化“俗”，通過在家鄉講學施教，力圖使地方上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道”的熏陶。在出辦湘軍之后，他們借助日益強盛的兵威，更將影響施加于全國。利用宗族制度，恢復社會秩序；改良吏治，維護社會秩序；轉變風尚，重塑理學價值觀念。他們以義理經世為救時的主要途徑，不僅糾正了理學末流“重內輕外”的弊端，推動了晚清士林講求經世之學風氣的盛行，而且身體力行，在軍事、政治、文教等各個領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同治中興”的出現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因此說，經世致用雖然并非晚清湖湘理學所獨有，但是其義理經世特色卻有其獨特的價值，而且既有主張，又有實踐，從而與同時期趨向于經世的今文經學、漢學等儒學其他流派顯著區分開來。對此，清末湖南士人曾廉評價說：“其在道光時，唐鑒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錱、李續宜，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后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謂非正學之效也。”（《應詔上封事》）對晚清湖湘理學群體的社會政治影響，進行了極高的評價。

　　理學雖然在晚清一度復興，但是終如曇花一現。光緒朝以后，在西學的沖擊下，理學后繼乏人，迅速衰落，湖湘理學也是如此。晚清湖湘理學群體的核心人物曾國藩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病故，重要成員郭嵩燾于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病故，至此，晚清湖湘理學士人已經凋零殆盡，影響漸失。此后，湖南雖然有譚嗣同、楊度等繼起光大湘學，但是都與理學無關，晚清湖湘理學中再未產生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人物。究其原因，湖湘理學雖然注重回應時代，但是由于在學理上鮮有創新，最終沒有達到學術更新的目的。對于西學，湖湘理學基于經世理念，雖然有所吸納，但是主要在于對“西技”的學習，不涉及在融匯中西的基礎上對理學基本觀念的發明與再造，與宋代理學初興之時對佛教的包孕再生顯然不能相提并論。

　　中國歷史上佛教東來并不伴隨著武力入侵，而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卻與船堅炮利相伴而來，可見，晚清中國面對的形勢更加嚴峻。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后，流傳日廣，在南北朝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宋代以來佛教則被徹底中國化、儒學化。在應對佛教的過程中，儒學經過長時間的低迷，本身也如鳳凰涅槃重生般，孕育出理學這一體大思精的理論體系，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中華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晚清中國，國家衰敗，社會停滯，西學強勢，使得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學術困難重重。近代以來，儒學各派面對危機都在不同程度上嘗試學術更新，其中以晚清湖湘理學最具代表性，但最終都沒有改變自身乃至儒學總體衰落的命運。事實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曲折而漫長，如不過分苛求前人，晚清湖湘理學群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并且留給今人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作者：張晨怡，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