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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改革創新的優良傳統和文化基因，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豐富的養分和強大的精神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我們應該深入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改革的思想智慧，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慧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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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開啟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敝腥A民族是善于變革的民族，正是不斷改革創新，讓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崇尚創新創造、主張革故鼎新，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成為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精神稟賦?！对娊洝ご笱拧の耐酢酚涊d，“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的是周文王登位后，革故鼎新，勵精圖治，百姓安居，國家煥發出新氣象。《禮記·大學》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不斷革新的普遍性和規律性。《尚書·康誥》倡導“作新民”，激勵民眾創新?！豆茏印ふ馈分鲝垺安荒焦牛涣艚?，與時變，與俗化”，批判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的思想?！吨芤住酚谩案F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生生之謂易”“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等來說明革故鼎新是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規律，這些重要思想和觀念體現了中華民族永不僵化、永不停滯的進取姿態和變中求新、新中求進的精神追求。受這種革新精神的影響，我國歷史上發生了無數變法變革圖強運動，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等豪邁宣言。從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宋代王安石變法到明代張居正變法等，都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生動的變革實踐，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極端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不日新者必日退”和“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要求我們要根據時代條件的不同而改變工作策略和方法，順應形勢和事物的發展變化，與時俱進，銳意改革。引用“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告訴我們世易時移，形勢變化產生新情況、帶來新問題，過去合理的現在不一定合理，過去有效的現在不一定有效，制度和措施要因時而變、因勢而變，不斷打破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式、更新理念觀念。引用“天行有?！薄皯灾蝿t吉”和“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俗”等，說明變革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闡明中國進行改革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利于民”“周于事”，廣大人民群眾才能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社會制度才能變得更加完善，經濟社會發展才能更快更好。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智慧，要增強思想自覺，不斷深化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續篇，又是新征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新篇。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充分調動各方面改革積極性，推動形成勇于創新、真抓實干、開拓奮進的濃厚改革氛圍。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主題，以改革到底的堅強決心，動真格、敢碰硬，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使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披荊斬棘、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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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其核心是強調重視人民、取信于民、關心民心向背、把人民視為國家的命脈。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意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渡袝诽岢觥疤煲曌晕颐褚?，天聽自我民聽”的思想。荀子認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管子》指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富民”是改革能夠取得成效的手段和基礎，“治國”是改革的任務和目標。賈誼認為，為政者要“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理念，傳統民本思想所蘊含的“親民、愛民、重民、利民”的基本理念和價值追求，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告訴我們改革必須依靠人民，改革成果必須由人民共享。引用“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強調黨員干部要緊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把惠民利民的實事做實、好事辦好。引用“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強調要“以百姓心為心”，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與基本價值取向，既充分吸收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精華，又根據時代發展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智慧，要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把牢價值取向，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從人民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改革，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努力使改革符合廣大人民群眾意愿、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善于從人民的實踐創造中汲取破解各種改革難題的智慧和力量。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注重從就業、增收、入學、就醫、住房、辦事、托幼養老以及生命財產安全等老百姓急難愁盼中找準改革的發力點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舉措，多辦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順民意的實事，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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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則事半功倍，不得法則事倍功半甚至產生負作用。”中國古代先賢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察萬物之源，總結出許多富有哲理、超越時空價值的思維方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重視整體思維、全局思維，強調以普遍聯系的觀點看待事物。“天人合一”“陰陽五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等體現了中國人注重把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系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視辯證思維，強調從事物的運動變化中來認識和把握事物的規律。“一分為二”“合二而一”“執兩用中、守中致和”“和而不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等，啟示我們要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推崇“踐履”“躬行”，具有“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重要元素。古人講的“知、行常相須”“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等就是“知行合一”實踐精神的具體體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強調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貫穿改革全過程的政治主題。引用“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立治有體，施治有序”“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啟迪我們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要把握好重大改革的次序，注重統籌謀劃、協同推進，綜合各方面條件加以權衡，深思熟慮后再付諸行動。引用“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啟迪我們推進改革膽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穩。膽子大不是蠻干，蠻干一定會導致瞎折騰。對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可以提出總體思路和方案，但推行起來還是要穩扎穩打，通過不斷努力逐步達到目標，積小勝為大勝。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為政貴在行”“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并引用“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來闡述知與行的辯證統一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既部署“過河”的任務，又指導解決“橋或船”的問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實現思想理論的深刻變革、改革組織方式的深刻變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深刻變革、人民廣泛參與的深刻變革，開創了以改革開放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新局面。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智慧，要掌握正確的方式方法，推動改革行穩致遠。堅持守正和創新相統一，改革無論怎么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同時要敢于創新，把該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準了就堅定不移抓，不斷探索新的改革路徑和方法，以更加開放的視野和更加靈活的思維來應對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挑戰和問題。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奔著問題去、盯著問題改，聚焦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圍繞短板弱項和群眾急難愁盼的重點難點問題，推出一批改革舉措，釋放改革紅利。因時因勢而變，不斷根據內外形勢的變化調整和完善改革策略。堅持突出重點與統籌兼顧相結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牽住經濟體制改革“牛鼻子”，持續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堅持整體推進與系統集成相結合，牢固樹立全局觀念、系統思維，加強各項改革舉措的協調配套，推動各領域各方面改革舉措同向發力、形成合力。發揚釘釘子精神，抓好重大改革任務推進和落實。既要積極主動，更要扎實穩健，明確優先次序，把握時度效，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當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堅定行動派、實干家。

　　（作者：王仕國、何兵兵，分別系中共江西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副教授，均系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