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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肯定,單靠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單靠中國傳統文化也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但這絕不等于說只有打倒中國傳統文化才能實現現代化,才能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沒有自發地引導中國走入現代化社會,但中國文化的傳統并不必然與模擬、學習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相沖突,東亞各國在學習現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證明。

　　如果從科學與民主來看,孔子本來非常重視好學博學,宋代以來的儒學特別強調格物致知,這些都為近代中國接引西方科學的輸入奠定了基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雖然并未歷史地發展為民主政治的設計,但在價值觀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儒家思想與科學、民主沒有沖突,是可以融合的。尤其是,戰后東亞儒學文化圈內各國的經濟起飛和中國經濟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高速發展,證明了后發現代化國家并不需要先經過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實現現代化,受儒家文化滋養的社會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空間實現現代化。當然,儒學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識形態,儒學也不是啟動改革的精神動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近代以來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康有為、譚嗣同等,都是主張開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來追求救國救民、追求民族復興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踐行了儒家倡導的精神價值。更重要的是,儒學是探求“治國安邦”“長治久安”的思想體系,這一特點使得儒學在現代化之中的中國社會重新顯現出其長久的意義和價值。如社會學家所指出的,現代文明內在地包含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緊張,現代文明的突出特色是工具理性的發展,市場經濟和功利主義成為主導,價值理性則相形萎縮。因而與一切古代文化傳統如基督教、佛教傳統一樣,儒家思想與市場化和功利主義的現代化文明是有沖突的。在中國,現代的市場經濟與商業化趨勢,已經導致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的大幅度擴張,而儒學的價值理性正可以適應現代社會對于道德規范與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會的倫理生活與精神生活,而使現代化趨向文化上平衡、結構上合理、倫理上合宜的發展,為現代化工程確立適當的人文環境。所以儒學對現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義上的助推,而是堅持倡導與現代化市場經濟相補充、相制約的倫理價值和世界觀。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的重要意義,除了確立民族文化根源和發展文化傳承以外,主要不是為推動全球化、現代化的進程,而是在社會層面上,滿足社會秩序、倫理、文化、心靈的需要,建設社會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層面上,探求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來構建共同價值觀、鞏固國家的凝聚力,積極地運用中國文化的資源以重建和鞏固政治合法性。社會轉型需要一種與之前時代不同的意識形態。在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道德秩序和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日益突出起來,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人與人關系的新的變化。與其他外來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穩定社會人心方面,傳統文化提供的生活規范、德行價值及文化歸屬感,起著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在“心靈的滋養、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為當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資源,在引導心靈穩定、精神向上、行為向善、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價值領域,那種把文化問題總是聯結到現代化、全球化的單一思維應當改變。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