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讀書、工作20多年，不時地徜徉于“三孔”等勝地，讓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些或巍峨或精致的碑碣。不論是帶領學生還是陪同師友去“三孔”，每次面對一些重要石刻，都要觀摩良久，辨識文字，尋找其中的歷史信息，感受其中的文化溫度。但作為一個儒學的從業者，起初并沒有認識到碑刻作為一種“文獻”的儒學研究意義。筆者上研究生之后，見到駱承烈老師匯編的《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齊魯書社2001年版），才知道在曲阜這片土地上居然有這么多碑刻，而且相當多的碑刻文獻都有其獨特價值，可以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駱老師幾乎憑一己之力，編出了這樣厚重的大書，非常值得敬佩。當然，其中也存在著不少訛誤。2013年，聽說楊朝明老師計劃以“中國曲阜儒家石刻文獻集成”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個人是無比興奮的。如果能夠將曲阜保存的數量巨大的碑刻加以系統梳理、拍照、釋讀、研究，進而建設數據庫，那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后來，項目通過審批，楊老師帶領孔子研究院的眾多學者組成團隊，啟動了繁復的整理工作。2022年，在齊魯書社出版的最終成果《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可謂洋洋大觀，是繼駱老《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之后，曲阜碑刻整理的又一高峰。

《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書影

　　一、體例優化

　　楊老師主編的這套《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較之以往的相關成果，在體例上后出轉精，做了明顯的優化。在《凡例》中，有8條對本書的體例做了說明，其中值得肯定的地方很多。

　　其一，對每塊碑刻有詳細介紹，不僅包括名稱、所立年代、位置，而且包括碑頭書體、碑身書體、殘損及修補、著錄情況等，這些碑碣本身詳細的多維度信息載錄，使讀者在掌握更全面的信息上，有了更多的憑依。對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其所關注的重點會有不同。多一個維度的記載，往往會對不同的研究領域帶來新的信息，從而引發新的思考。有些信息，我們如果不目睹原碑，或者檢視拓片或照片，便很難了然于胸，這些詳細的記載彌補了大多數讀者無法親臨現場目驗這一缺憾。

孔廟碑刻

　　其二，碑文一律照實全錄，即按照石碑的現狀為準進行載錄，保留了大量的通假字和異體字，同時根據古籍整理通則慣例進行了統一。盡量使用規范字形，明顯的錯字和俗體字則在注釋中加以說明。規范字形便利了文獻的使用，保留部分通假字和異體字、俗體字等，也是保存了更多的真實信息。史料記載的最大要求就是真實。真實不僅包括內容的真，還包括形式的真。當然，為了節省篇幅，在整理時，碑文中的空格、空行、抬行都未加保留，這在我個人看來，反而不算明智。本書對于殘缺、破損和漫漶造成的無法辨識的文字也依例以“□”代替；可喜的是，對于能夠在歷代著錄中加以補足的地方則盡量做了補足。古代著錄的碑文內容，因為各種原因存有錯誤，所以通過認真辨識原碑可以校正古代的著錄。反過來，古代的著錄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彌補因歷史原因造成的碑刻殘損導致的信息流失。

　　其三，“注釋”之后再加“論說”，即對該碑刻的難點字詞、時代背景、思想價值等做了說明與論斷。整理者對各自整理的碑文要做好研究，“從深度上下功夫”。有的研究形成了論文，可以從本書“附錄”中見到大家的努力；有的則未必能夠單獨成文，停留在“力求簡練扼要”的“論說”上。但這些經過整理者研究之后的或深或淺的心得和認識，能夠幫助讀者理解、欣賞碑文。

　　二、校釋精良

　　文獻整理是學術研究之基礎。近年來，不論是出版資助方面，還是學者用力方面，古籍點校和文獻整理都是重頭戲。各出版社都不斷推出各種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相關作品。但是，其中難免良莠不齊，魚龍混雜。近些年，經受不住讀者檢驗而下架者并非個案。這說明文獻整理并非易事，不是任何人都能夠做得來的。如果沒有文獻學的基礎功底，沒有認真鉆研的態度，沒有長期的努力，很難做成精品。

　　本書的具體整理人，雖然多是青年學者，但是他們身在曲阜工作，頗有一種“斯文在茲”的自豪和自覺，因此對待各自整理的碑碣，大都下了苦功夫。翻閱這部大書，會發現幾乎每篇的說明中，都詳細臚列了不同著錄的異文，令人眼花繚亂，不禁心生疑惑。這么多的異文是怎么產生的？我們對前人的著錄還能信賴嗎？筆者認為，造成大量異文的原因肯定不少，但關鍵是有沒有目驗原碑。異文的出現，有的是因為根據稿本著錄，而非刻成的碑文；有的則是因為輾轉傳抄，錯訛愈多；有的可能是因為著錄者進行了某種改動，比如根據上下文意進行了判斷，或是使用了通用字。對讀這些異文，非常有意思。比如，著名的《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碑文的“蓋聞”的“蓋”用的是俗體，而非“蓋”，“堯舜”的“堯”也是俗體，而非“堯”。這些在《元文類》《闕里志》以及駱承烈《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中都寫作“蓋”“堯”。盡管“蓋”“堯”更符合那個時代的主流用字，但是碑文用了俗體字（后來被采納為簡體規范字），遵從原碑而記錄，才不致失真。《大德五年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廟之碑》中，“辟雍”寫作“璧雍”，而《闕里志》《曲阜縣志》作“辟雍”。顯然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判斷“辟雍”是對的，然而原碑作“璧雍”。再比如很多碑刻中經常出現的“以”“法”“于”“并”等，著錄本往往與原碑相出入，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整理者下了巨大的功夫，讓人敬佩。這些功夫基本保證了碑文釋讀、整理的質量。

《闕里志》書影

　　除了文字的釋讀，還有一個巨大的挑戰，便是句讀。一般來說，對文獻進行句讀，古人要比今人有優勢，今人在文言訓練、典故識讀、僻字辨認等方面多有不及。但古代的著錄往往沒有句讀，這給后人的理解留下了麻煩。筆者曾經和學生釋讀過若干塊碑碣，識字難，句讀更難。所以，用現代標點進行句讀，需要下很深的功夫。只有自己研究透了，讀懂了，才能正確地施加標點。筆者通過對讀本書和前人著錄，發現本書在句讀方面也較前人有了巨大進步。

　　三、一點展望

　　盡管本書尚有一些缺憾，但瑕不掩瑜。本書的出版將會極大地促進曲阜碑刻的研究，以及利用碑刻開展儒學史及曲阜歷史文化的研究。其實，這方面的研究，通過近些年若干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的出現，已經可以窺見端倪。曲阜碑刻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現在有了更好的條件，下一步當會有更加深入的工作，將這一學術工程不斷推向更高的層次。

　　本書雖然名為“集成”，但只整理了600多塊碑刻，這與曲阜所保存的、文獻曾著錄的碑刻數目相比，僅僅是一小部分。甚至較駱書整理的1000余塊也少了不少，駱書整理的碑文數量是目前同類研究中最多的。之所以僅僅著錄了有限的碑文，這是基于一種觀念，即僅僅從文獻的角度出發，將“有字碑”視為珍寶。隨著多學科研究的推進，石刻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價值不僅在于文字（包括文字的多少），還可以多角度地加以研究。據粗略統計，曲阜所存石刻超過10000種。當然，這些碑刻不完全與儒家有關，但對于全面理解儒家和曲阜歷史文化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石刻未必有文字，而是畫像石、造像、書法作品或美術作品，它們也極具價值。所有這些或大或小、各式各樣的石刻理應得到重視，否則各種天災人禍將會無情地損壞這些珍寶。因此，碑刻的整理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與時間賽跑，越早啟動全面整理，越能取得主動。即便我們今天整理出來的儒家碑刻文獻已經對相關信息做了盡可能詳盡的著錄，但是也難以完美呈現碑刻信息的全貌。因此，未來還可以在本書的基礎上，更上層樓，以“求全”為準則，在遵守學術規范和時人勞動成果的基礎上，盡可能通過影像和文字結合的方式，多維立體地著錄相關信息，為學者提供詳備的資料源。

孔廟藏漢畫像石

　　石刻除了文獻價值之外，還有藝術的、審美的、技藝的、科學的等不同維度的價值。其內容涉及歷史、社會、生活、政治、職官、家族、建筑、禮樂、民俗、宗教、教育、經濟、書法、藝術等多個領域，有值得綜合研究的價值。這樣一個大寶庫，非常珍稀，應該聯合攻關，開展系統探索，為石刻綜合研究提供范本，重新認識曲阜歷史文化與中國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