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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作者:郝保權 潘瑩瑩 2025-05-14 09:19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中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華文明生命體的內生力量和精神特質的深刻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價值理念、精神力量和智慧經驗,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滋養和內生動力。中國式現代化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借鑒、繼承、發展,也有力推動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中華文明的自然資源稟賦和大一統格局決定了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

              縱覽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上自夏商周奠定最早的“中國”(中原一帶),下訖20世紀初年帝制結束,其間王朝興衰更替,呈現出統一和分裂交替出現的歷史格局。但總體而言,統一是常態,分裂只是過渡。歷朝歷代統治者都以完成大一統為最高政治目標,人民對統一和平的追求更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因此天下大勢“分久必合”,短暫分裂之后必然走向統一。大一統格局得以長期維系并不斷鞏固的現實基礎,就在于中原文明以其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中國境內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與融合中,逐漸向內凝聚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共同體。中國歷史發展至元明清時期,現代中國的基本疆域、民族和人口就已基本奠定,人口規模巨大成為中國的基本國情。

              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約束條件和基本前提。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規模必然會帶來資源緊張、生態壓力、地區差異、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復雜性等一系列難題;另一方面,正是在應對這些難題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通過家族力量、團體互助、社會協作解決生存發展問題的集體主義觀念,“守望相助”“榮辱與共”“家國一體”等觀念深入人心。與此同時,人口壓力、資源緊張使得中國人逐漸形成了勤儉節約、節制物欲的傳統美德,“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更成為治國安邦的基本理念。今天,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同樣要面對和處理人口壓力所帶來的資源、生態、治理等一系列復雜問題,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可以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發展智慧和治理經驗,將人口規模轉化為人口紅利、勞動力優勢和規模效應,助力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仁愛”“民本”“小康”“大同”的價值理念體現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

              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形成了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集中體現為“仁愛”“民本”等核心價值。早在西周時期,統治者已形成“敬德保民”的施政理念,先秦儒家在“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孟子·離婁下》)的人性論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為政以德”(《論語·為政》)的仁政主張,強調對人的普遍關懷與尊重。同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荀子·哀公》),“天下為主,君為客”(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民本思想,以及歷代完善的御史監察制度、巡視制度等政治制度,抑制兼并、均平授田等經濟制度,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以人為本理念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即尊重人的尊嚴、保障人的權利、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通過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努力,不斷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大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政治理想,即—個人人平等、公平正義、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形態。

              《禮記·禮運》以“小康”“大同”概括了現實中家國天下的小康社會與理想中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歷史演進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家在面臨內憂外患的大變局之時,為中華民族探索出路規劃未來,往往會借助中華文明內部的思想資源。康有為曾撰寫《大同書》構建理想中的社會形態;孫中山本人常題寫出自《禮記·禮運》的“天下為公”,意在強調辛亥革命終結了兩千年帝制,即是以“公天下”終結了數千年的 “家天下”,君主之國變為民主共和國;早期共產黨人瞿秋白更是直接將“共產”和“大同”相提并論。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小康社會”作為現代化階段性目標的中國式表達深入人心。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和實踐中,“全體人民共同富?!笔菍Α按笸崩硐氲倪M一步繼承發展和當代詮釋,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正在成為現實。

              “天人合一”“履中蹈和”的人文傳統形塑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文化追求

              中華又稱華夏,“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以天人哲學為基礎的人文傳統、義利觀念和倫理精神。《周易·賁卦·彖傳》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边@一天人視域為中國古代認識自然與人文奠定了哲學基礎,源自《周易》《尚書》《道德經》等古代典籍有關天、地、人的認識,經歷代闡釋,至宋儒張載正式概括為“天人合一”(張載《正蒙·乾稱》)?!疤烊撕弦弧钡莫毺匾暯?,以整體性視域對待自然與人文的各種關系,有別于簡單二元論與片面、單線的認知,從不同維度和層面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形成了中華文明對待人與自然、人與人、物質與精神關系的獨特認知,由此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教化傳統以及關于義利辯證關系的深刻理解。中華傳統主流觀念高度重視精神追求和道義原則,強調道德價值高于功利計算,但并不否定正當的利益追求,認為在實踐中需要尊重合理的利益考量,實現義利調和。

              在中華文化的演生發展中,“天人合一”思想還表現出“天人合德”“天人貫通”“天人相參”“萬物一體”等不同維度,均著眼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自然等關系,顯示了中華文明鮮明的倫理性特征,形成了中國人在認識世界、看待社會、處理人倫等方面獨特的圓融、和諧的和合文化,使得 “履中蹈和”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思想特征?!奥闹械负汀北举|上是一種追求動態平衡、整體和諧的系統思維,強調在多元價值和目標中尋找平衡協調之道,避免二元對立、非此即彼、過猶不及。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正是對“履中蹈和”這一中華傳統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人類社會走出物質極大豐富而精神價值失落的現代性危機提供了新的可能。

              “順時取物”“厚生養民”的生態智慧孕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早在先秦時期,《逸周書》中就記載了古人養護自然、順時取物的態度:“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獵以時,不殺童,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边@段話的意思是說,對于草木鳥獸要尊重其生長繁育的自然規律,人類的采集漁獵活動要順時取物,不可過度索取。戰國時代孟子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并將之與民本觀念統一于其仁政主張之下,《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這段話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強調的不僅僅是要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自然界的可持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自然界的可持續發展,保障人類社會的繁榮發展和長治久安。

              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建設理論和實踐極具啟發。中國式現代化在摒棄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的同時,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把生態保護納入發展邏輯,進而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政策上升到了戰略高度。中國式現代化通過一系列理念創新、制度建構和技術革新,將中華傳統生態智慧注入關于如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的道路探索之中,為破解全球生態危機,建設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有容乃大”“和合共生”的文化品格奠定了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道義基石

              和平、和睦、和諧、和合,是數千年來積淀在中華文明血脈中的文化基因。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尚書》即提出“協和萬邦”的思想理念,明確倡導以和睦、和諧的方式處理邦國關系。此后,《禮記·樂記》則借助禮樂以和人心的觀念提出 “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成為后世以“求同存異”處理分歧與多元、尋求和諧與共識的思想淵源。中華文明在數千年演進過程中,一直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處理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之間的關系,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東亞書籍之路等進行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奠定了中華民族追求和合共生、和平相處的文化品格和處世之道。

              中華文明的和平與包容,充分體現在中華民族處理內部族群關系和外部國際關系的理念和實踐中。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就不以血緣種族為標準劃分人我,韓愈在《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指出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可以突破天然的血緣種族之別。在長期文明交流融合中,中華文明以其開放的氣度,包容吸納世界多種文明因素,源自印度文明的佛教、源自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等進入中國,經過上千年的交流融合,已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中國則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和平包容理念轉化到處理國際關系等方面。周恩來在1953年至1954年處理中印關系時首次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在萬隆會議上進一步提出的“求同存異”方針,業已成為現代世界多數國家處理國際事務的準則。中華文明 “有容乃大”“協和萬邦”的文化品格,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作者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講師、教授;本文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底蘊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24&WZD15]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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