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董仲舒思想的歷史作用，學術界評價分歧很大。在深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當今，如何看待董仲舒思想，實際上涉及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也涉及如何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因而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作為有漢一代偉大的思想家，秉承了先秦孔孟荀儒家淑世濟民的思想傳統，以及努力與政治家合作的傳統。但是，我們都知道，由于歷史條件的客觀限制和孔孟荀思想的某種局限，儒家匡時濟世的理想在先秦時期并沒有在全社會得以全面實現，儒學沒有成為整個社會的指導思想。儒家僅僅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是與墨家并列的顯學而已。
董仲舒適應西漢中期的歷史需求，與漢武帝這樣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變成國家意識形態，成為全社會的指導思想，然后通過制度建設和核心價值觀的構建，通過行政系統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了實處，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理想在漢代變成了現實。
董仲舒三次對策漢武帝，其提出的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體系，特別是其極具創意的三綱五常一體的思想文化建設構想，以及德主刑輔禮法合用的治國方略，期盼建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的皇帝行為規范，以德化民以正風氣以升境界的人文理想，最終實現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理想，都與政治家的治國安邦宏愿相契合，與漢武帝“永惟萬世之統”的理念相一致，從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社會政治實踐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效。這些，都彰顯了那個時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形成了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合作傳統。
誠然，思想家與政治家的政治合作傳統，從源頭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將其落到實處，并且鍛鑄為后世認可并踐行的文化傳統的，是董仲舒。
西漢劉向之所以推崇董仲舒為“群儒首”，便是因為董仲舒在“遭漢承秦滅學之后，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后學者有所統一”。宋代司馬光對董仲舒對策朝廷也高度肯定，認為董仲舒“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漢代禮治鮮明的思想文化特征
從傳統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發展進程看，董仲舒完成了思想統一的歷史重任。
其實，董仲舒只是設計了一整套統一思想的方案及其實施路徑，真正要落實到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現實中，要變成治國安邦的實踐方略，還需要政治家的認可和合作。西漢中期思想統一的完成，是依靠思想家董仲舒們和政治家漢武帝們的雙方合作才實現的，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成。
正如漢代禮治的形成一樣，從高祖立國到文景時期，是禮治孕育階段；從武帝到昭帝宣帝時期，是禮治確立階段；東漢章帝時期，是禮治成熟階段。這幾個不同階段，始終有著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合作，而且并不僅僅是某一個思想家與某一個政治家的偶爾合作，而是思想家群體和政治家群體的長期合作，所以我使用“董仲舒之類的思想家們”和“漢武帝之類的政治家們”的提法，是用復數而不用單數，以彰顯實現思想統一大任的艱巨漫長。
據我對漢代禮治形成的研究，這個時期有著鮮明的思想文化特征，即：思想家（們）與政治家（們）合作；皇帝參與討論并裁決是非；儒學獨尊而又有文化包容；禮治的形成和儒學獨尊的實現相一致；專制政治日益鞏固和完善；天人合一思想貫穿始終；崇古、征圣、宗經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分外強烈，成為影響后世的重要思想基因。
知識分子應成為社會發展和文化價值認同的重要標識
董仲舒和漢武帝的合作問題，曾經長期有人給予激烈的批判。有人批判董仲舒為封建統治賣命，給封建帝王獻策，鉗制人民的思想。
但也有人認為，董仲舒一生的所作所為，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傳統，這就是政治合作的傳統。
其實，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知識分子特別是思想家們既有政治批判的傳統、精神獨立的傳統，也有政治合作的傳統。此外，還有文化保守的傳統、文化變革的傳統。而政治合作的傳統、文化保守的傳統以及文化變革的傳統要實現，要由思想方案轉化為現實社會的力量和具體現實，就必須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雙方協同，方能完成。
而“董仲舒們”這些漢代思想家和“漢武帝們”這些漢代政治家，他們的合作形成了兩漢時期的盛況。因此，我們今天要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礎上，用多元開放的視角看待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廢。
多年前，針對學界有人宣稱“新的時代呼喚新的孔子”的觀點，我曾經提出，如果從系統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設的戰略理論高度來考慮，我認為與其呼喚當代孔子，不如期盼當代董仲舒。
知識分子的價值和地位，應該符合時代要求，與時俱進，成為社會發展和文化價值認同的重要標識。
作者簡介：李宗桂，男，1952年生，四川眉山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