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接到黃玉順教授打來的電話，說是有這么一個活動，要慶賀蒙培元先生八十誕辰，我說我一定要來，這可以說是一種情感的召喚吧，因為蒙先生講“情感儒學”。
郭淑琴老師也在這里，我應該叫“郭老師”，因為我到北大念書，有一門課，我們那個年級哲學系78級的心理學，就是郭老師上的，一轉眼已近40年了。蒙先生，我也應該叫“蒙老師”，因為80年代中我們辦《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集刊的時候，當時湯一介先生也請蒙老師幫著找一些稿子、看一些稿子，所以那個時候接觸得比較多。我記得蒙老師當時好像是住在北大蔚秀園，我到他家里去，很擁擠，就一張很小的書桌，不知道他們倆是怎么來分配的、時間怎么調整。就一張桌子，蒙老師就在那里看稿子啊什么的，我印象特別深。這一晃就是30多年了。
這幾年，馮友蘭先生在“文革”前帶的幾個研究生，許抗生老師、牟鐘鑒老師、金春峰老師，都已到了八十左右。今天是蒙老師的八十壽辰，我就想到了這幾位老師以及他們對馮先生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蒙老師提出的話題，就是現在大家所概括的“情感儒學”。這里面有沒有聯系的線索，我認為他們都是從馮先生創作的路徑里面吸取一些營養，圍繞著、或者說參照著馮先生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來思考，試圖往前推進。我讀蒙老師的書，就感覺到他的這個想法是非常強烈的。
現在講“情感儒學”，我們可以回到80年代初，那個時候中國哲學的研究剛剛恢復元氣。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一個最早的、聲勢比較大的、影響也比較深遠的學術思潮，就是對哲學范疇的研究。當時對范疇問題的關注，就是他們這一批學者，可以說是他們的一個學術主打產品。這是給那個時代發展能留下印記的一個活動，差不多80歲這一輩的學者，當時都投入到范疇研究這一工作里面，也都留下了不少的著作。那么，蒙老師最早出的兩本書，尤其是《理學范疇系統》，可以說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結晶，是當時很重要的一部作品。當然，蒙老師自己有一個說法，說他也在研究范疇，但是與當時研究范疇的學者的思路有點不一樣，這就是：他不是就范疇來講范疇，而是想把理學的范疇作為一個系統的構建來探究，想從哲學形態上來做一個系統的梳理工作。所以，在當時的范疇研究著作里面，《理學范疇系統》這本書應該說表現出了比較強的哲學性，它跟那些只是回到中國傳統的資料、講那些概念、進行語文學梳理的不太一樣。這是當時的一個背景，也就是說，還是受到現代哲學體系論的影響，重視科學方法，重視思想系統的邏輯構造，其實這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一系范疇體系哲學的余緒。當時關注中國哲學范疇研究的主將們，基本上是在這么一個氛圍里。
到了90年代以后，有一個比較大的轉向，慢慢對范疇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有反思和檢討，盡管范疇研究突破了“兩個對子”，對中國哲學形態的豐富化理解有幫助，但還是不能擺脫僵固的邏輯理性的束縛，不能很好地反映傳統哲學的面貌。所以到90年代之后，中國哲學界的研究思路就發生了轉折，不太以范疇研究這么一種方式來做中國哲學。這個轉折里面，我們看幾位老師，他們都有重新的反思。金春峰老師，他就特別關注信仰問題，后來在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了《哲學：理性與信仰》一書，將“理性”和“信仰”對舉，通過重新討論信仰來反思理性缺失的問題。蒙老師呢，就是從情感入手，講情感和理性的關系，認為“人是情感的存在”，而非“理性”。許抗生老師，講自然，他是用道家的思想來反思理性，檢討理性主義的困境。牟鐘鑒老師，他后來到了中央民族大學，做民族宗教學研究，更多是從一些宗教方面的問題來反思理性。所以，他們幾位很明顯的有一個一致的轉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代表了這輩人對理性主義的檢討和對唯科學–理性–邏輯時代的一種告別。因為80年代，當時科學主義的信仰很強，哲學研究都是按照邏輯理性的框架或者要求來做，思考問題都是在這么一個模式化的范域里面。但后來就覺得這里面的問題很大，我們的很多問題說不清楚，與中國傳統的哲學相結合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礙，往往裝不進去。當時也是受到了港臺新儒家的一些啟發和影響，像牟宗三、唐君毅的書開始流傳進來、流行開來，影響到了研究的風氣。所以我覺得，90年代以后的這樣一個整體性的轉向，包括蒙老師對情感問題的關注，即“情感儒學”這樣一個新的進路的出現，是和這么一個大的轉折聯系在一起的，這個想法的出現是有一個時代背景的。
會議的邀請函里面說，由“性–情”到“情–性”這樣一個架構的轉折，是“兩千年來儒家哲學之大翻轉”，給予的位置很高，覺得這個事情是當代儒學研究里面一個很大的事件。前面幾位老師做了一些分析、評論。我想說，這個問題在十多年的中國哲學研究里面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大家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對于“情”的研究，過去一般是按照傳統的性、情、欲三個層面的架構來探討。比如說漢代有性情之辯，到魏晉玄學里面對此也談論得很多；在佛教傳入以后，情形就越顯復雜；到了理學時代，對性情的研究達到了本體論的高度，這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整個儒學研究與建構。實際上，性情問題已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情感問題，而是一個哲學本體的問題，所以這里面所牽涉到的一些理論問題就很復雜。
如果我們推究這個觀念，在當代語境下來重新思考，那在某種程度上它就與西方所謂“情感”或“愛”這樣一些觀念是纏繞在一起的。也就是說，當代的理解往往是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之下，由此來確定我們現代語境的“情感”觀念，這便先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梳理。我覺得這里面所包含的線索疊加起來是非常復雜的，一般所說的“情感”到底是在何種意義或者脈絡之中成立的？從現代語境，我們今天都感覺到情感確實很重要，因為它和“理”這個層面相比，更具有一種當下性和存在感知的活性，跟人的生命機體活動、特別是細微的心理變化聯系在一起，是人的精神生活之復雜性內蘊的一個場域和特別的呈現。它與科學理性的思維活動不同，和以往人們所重視的哲學指向的精神性也不太一樣，它不太容易驗證，也不太容易言說。如果按照傳統哲學體系的架構方式來講“情感”，就存在著很大的挑戰，感覺還是比較困難的。但我們每個人又都時刻感受到這樣一種因素的存在，也都承認它的重要性，那么怎樣在當代的哲學理論體系里面給“情感”問題一個地位，并且有恰當的表達，這確實是我們所面臨的難題。
我覺得，這里需要做一些剝離，從現代語境的“情感”中跳出來，回到我們自身的傳統，因為中國文化中對于“情”的處理，肯定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別。從古希臘開始，西方“情”的感性根基就十分牢固，那個“愛欲”（Eros）跟中國哲學里面講的“情”是有很大差別的。中國文化講“情”，是和“性”的本源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往往是性情并舉，情是由性延伸出來的，無法隔離開，所以它不是一個淺表性的存在。尤其是在理學形態里面，對“情”做了義理化的處理之后，實際上“情”就不是一個感知的東西，而是生命的一種本體意義的存在。那么，這樣一個“情”，當然就和抽象的“理”結合在了一起，并且與“義理”、“天理”這些最高意義的存在有了某種融合性，或者說它們有一種內在的關聯與匹配。
當然，在理學系統里面，可能過分地強調了一種更高的普遍主義的東西，像“天理”之類，這就造成了對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或者情欲的某些限制、甚至是抹殺。所以，后期的理學中就出現了某種反彈，對“情”與“理”的關系來重新配置，或者將情的合理性融入對義理的闡發當中。我們看到了晚明，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文學表達，當時所張揚的就是對自然情感的呼喚，而不是義理束縛之下的情感。實際上它是對理學里面處理情感方式的反思，因為高度的抽象化、義理化之后，情感的抒發就成為問題，就可能會對情與理的關系造成一些錯置，甚至在日常的生活經驗里邊沒有辦法來處理，造成許多合理而不合情的問題。所以后來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里反思這個問題，講“理”就是“情之不爽失也”，強調“情”的重要性，反思“理”對于“情”的窒息或者扼殺這樣一種危機，甚至后來有“以理殺人”這樣一種說法。也就是說，如果情感、七情六欲這種日常的生命狀態沒有一個好的處理方式，就可能在“理”這樣一個系統里邊造成某種強烈的對抗性，甚至是勢不兩立。情與理之間的緊張，到了明代就成了一個中心問題， 所以才有各種各樣對“情”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表達，包括“遂情達欲”這樣一些對“情”的張揚的主張。這在當時的背景下確實有一種意義，現在我們把它稱為“個性解放”或者“人性的復歸”之類，后來新文化運動興起，對理學的批判，實際上也是順著這樣一個路向往前發展的。
當然，現代語境下的理解產生了新的內容，和傳統論“情”已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所謂的“情”更多接近的是西學的向度，具有濃厚的感覺主義的色彩，失卻了本體性的超越意義，以欲望的滿足和及時享受人生為前提。在西方觀念的刺激之下，肯定人的情感的自由抒發，極易轉而為物質主義的低俗追求。我們看這一個世紀以來，它的泛濫所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在今天的時代，物質主義、官能主義、享樂主義極度膨脹，到處都是情欲的鼓蕩，人越來越變成物化的“非人”，情感的厚度變得越來越薄，它的莊重感也幾乎喪失殆盡。對“情”的個人主義解讀，造成了失范的無根狀態，欲望的無限制流淌、沖撞和糾纏，使得社會價值在整體上趨向于低俗化。情感的無拘無束及其淺薄化呈現，將義理、理性這些傳統秩序的維系物沖得七零八落，難以為繼。在今天的社會，不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這種情欲的無度和泛濫已經造成了對文明形態的沖擊，成為我們時代的危機，這是今天所面臨的很大問題。所以，從中國傳統的語境到20世紀西學東漸以后這樣一些復雜的線索，逐漸造成了對“情感”理解的纏繞和難度，何為情、何為情感，需要不斷地厘清和反思，這些都是時代很重大的話題。也就是說，在中西觀念的沖撞和融合當中，怎么樣重新解釋“情感”的意義，在現實中做到合理而適情，既堅守文明的尺度，又不斷滿足“情”的肆決，“遂情達欲”到一個什么樣的尺度，才是可行的、合理的，才是我們人類文明可以接受的？這些在今天依然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因為時間關系，我就講這么多，謝謝！
作者簡介：景海峰，深圳大學教授、人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此文載于黃玉順主編《“情感儒學”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壽辰全國學術研討會實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