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儒學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興趣，儒學形態的多樣性和理解的復雜性也日益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是從經典描述來定位，還是著眼于現實生活中活的形式？是重視經典的學習和儒學知識的普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推廣儒家做人的道理并且實踐之？入路的多樣性和選擇的復雜性，讓一般的老百姓眼花繚亂、無所適從，而社會上對儒家的理解和看法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如何應對儒學復興大潮中所呈現出來的這些問題，學界在不斷的思考，處理我們熟悉的、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儒學內容和今天現實生活中所展現出的、復雜的儒學形態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成為一種真實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學者著眼于所謂“民間社會”層面的考查，用實踐性的眼光來分析儒學所發生的變化，試圖從民間性來說明今天儒學發展的復雜問題，并且對未來儒學的走向做出大膽的寄望，歡呼民間儒學的興起。但是說到民間社會，實際上這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究竟什么是“民間社會”？并沒有一個準確而恰當的定義，可能學術界的研究，比如說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或哲學，一般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看法都有可能不太一樣，所以它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型。什么叫民間？按一般老百姓的理解，大概就是與官方對應的，就是一個體制外的，從今天的社會結構來講，它不是一個單位，不屬于企業或機關，而是私人性的，或者屬家庭這樣的場合，它不是官方背景的，不是單位體制的，這大概就是最通俗的理解。這樣一種民間社會，它的內涵究竟是什么？把儒學和民間社會聯系起來，對于我們理解與分析當代儒學的境況究竟又有那些意義？這是需要進一步分析和探究的話題。
一、“王官學”與民間性
從儒學的視野來看民間社會，實際上是廣大無邊的。儒家學派在創立之初，它所依賴的思想資源主要是周代的禮樂文化或三代文明的遺產，那基本上是從貴族文化延續過來的，即帶有“官”的背景。西漢末年的大學問家劉向、劉歆父子提出、被《漢書·藝文志》所延用的一個說法，就是“諸子出于王官”。所謂“王官學”，就是所有的先秦思想和各家各派，原本的身份都是屬于官學，都有貴族教育的背景。我們經常說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先河，也就是說，在孔子之前，當時的文化教育都是官方背景的，孔子是以一個“布衣”的身份開始了“私學”的新歷程。所以從源頭上來講，“官”和“民”實際在儒學一開始就包含有這兩個方面。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胡適寫了一篇特別有名的文章，講“諸子不出于王官”，對劉歆以來、以及當時章太炎的說法提出了批評。他強調諸子學術“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應該從思想的時代性和新思潮的意義來理解諸子的興起，強調它的草根性，而不是完全跟所謂貴族的舊文化聯系在一起。這是在五四時代，因為要強調社會變革、提倡平民文學，所以圍繞著“官”和“民”的問題就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翻轉。
分辨儒學的“官”與“民”的身份，其意義和價值何在？我是這么理解的，如果從儒學的廟堂身份和經典傳統來講，它肯定跟歷代的統治階級和主流文化形態，跟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基本價值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個身份特征對整個中國文化的延續、對中華文明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相當于是一個主干性的東西。因為它是一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形式，所以便與政治統治和文化權力這些內容聯系在一起，這個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自然，因為儒學能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它肯定是有這個背景的。當然除了“官”的身份之外，我們說儒學也不光是高居于廟堂之上，它也是深入于民間的，跟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就不能完全按照體制的或廟堂的視角來理解，而應該看到它是深入民間、走入生活狀態的，是和社會更廣泛的層面結合起來的，所以我們今天講儒學和民間社會的關系，大概就是從這個意思來的。
民間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場域，如果按照一般對民間的理解，大概除了官方形態以外的、在體制之外的，都可以歸入到所謂民間的范圍之內。但儒學發展和成長的過程，特別是它的知識形態和思想創造，往往又是和體制化的安排聯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所謂自發的形式。譬如隋唐科舉考試興起之后，它相當于是一根指揮棒，成為按體制的意志來調節的特別方式，只有按照體制化儒學理解的路子走，才能獲得相應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整個科舉時代，一直到清朝末年，絕大多數讀書人都是受這個體制引導的。當然在宋代理學興起以后，尤其是書院這種方式，也體現出了很濃厚的民間色彩，但書院的成分是比較復雜的，有些跟科舉制度和官方的背景比較密切，有些可能是游離于主流系統之外的，這個層次和邊界的劃分比較復雜。宋明以后，整個書院的發展歷史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地中和科舉體制的要求和民間的一些理解，通過這種調節的方式，把“官”和“民”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明代心學興起之后，尤其是陽明后學的形態，其民間性的色彩非常濃厚，有些人物就很難說跟當時的儒學主流是一條陣線，可能包含了一種歧出的、自發的意識和力量，想重新給儒學增添活力。所以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儒學發展的過程是非常復雜的，我們很難按照一個模式來講儒學。但從總的形態來講，儒學的學理或士大夫的背景是非常強的，尤其是它的經典系統，不管是漢代立五經博士還是隋唐后科舉考試的制度安排，都使得整個對儒學的理解或儒學的傳遞是在一種秩序化的、威權化的結構里面來運行的。而到了現代社會，沒有了這么一個體制環境，儒學在學界、在官府沒有了，實際上在民間也沒有了，變成了所謂的“游魂”。因為儒學跟整個現代的體制都脫鉤了，原本在傳統社會里面，儒學的每一個層面都有相應的社會制度保障及其附著的形式，而鴉片戰爭之后，隨著西學的大規模進入，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之后，儒學的所有層面都處在了與社會現實脫鉤的狀態，既不是“王官學”，也沒有了真正的民間性。
二、“儒學在民間”與現代性
我們過去有一個說法，就是所謂的“儒學在民間”，尤其是上個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知識界對儒學已經相當隔膜，大都是反傳統的想法，有些先生就說：在城市里面、在高校和知識界已經看不到儒學了，也就是一般公家身份的職業人身上已經找不到儒家的影子，但在廣大的農村還能看到儒家的印跡，也就是儒學在鄉下還有它深刻的影響，儒學在民間還有潛在的力量。這種存在狀態，按照美國漢學家列文森的說法，就是一種“心靈的積習”或者是“珍藏在心中的影子”，它還在潛移默化地對老百姓的生活有所影響，尤其是在廣大的鄉村社會，在一些老農的意識里面，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還能看到傳統儒家的一些印跡，包括為人處事、日常生活中那些做人的道理，他們都還在親身實踐著。但我想在今天這個問題可能又有變化了，因為這二、三十年中國社會的急速發展，農村之境況實際上跟改革開放以前、尤其是跟費孝通先生寫《鄉土中國》時的觀察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幾十年前的中國還處在一個剛開始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有一些沿海的區域和都市可能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比較多些，而稍微封閉一點的廣大鄉村地區可能還保留著傳統的印跡，在一般農民的身上還有著濃厚的儒家色彩，在他們的道德意識和日常生活理念里面還有不少儒學的印跡。但這二、三十年，隨著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隨著都市化進程的急速展開，農村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的整個結構都改變了。當時的一些樂觀的說法可能今天需要重新去思考，就是對所謂“儒學在民間”的理解要有一些改變。現在再講儒學和民間的關系恐怕就不是當時的那個意思了，我們已不可能把儒學復興的希望只寄托在固守鄉土的老農身上，因為今天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如果僅靠那一點點資源，這對于未來的社會發展所具的力量和意義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要重新給民間或民間社會做一個定準的話，應該在觀念上做一些思考、有一些創新的理解。
當然我也非常贊賞，比如說現在有很多學者深入到鄉村去做儒家文化的普及工作，從事鄉村儒學的建設，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現在的廣大農村地區，也同樣缺乏儒學的教育，這方面也處在一個傳統缺失的狀態，說農村比都市的儒學土壤要豐厚，或色彩要濃些，現在已不是這個情況了。鄉村里的道德問題，跟傳統日漸遠離的狀況已經非常厲害，再加上現在很多人都搬到城里居住，整個狀況跟過去的情形已大不一樣。所以，現在除了做鄉村儒學建設，在農村大力恢復忘卻了的儒學記憶之外，更為重要的“民間”的眼界，應該轉向今天的都市生活，這個社會狀態已經漸漸地成為我們今天的主流形式。至少對于像北上廣深為代表的這樣的區域來講，民間就不是一個鄉村儒學的意思，你在這些地方講鄉村儒學就沒有太大的意義和價值了，所以現在要講“新都市儒學”。就是說在現代都市的生態環境下，我們怎樣去發揮民間的活力，它不是政府組織的，也不是一種體制化的，而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們居住的現實環境里，怎樣來體現和發揚儒學的精神，這對于今天都市化的社會結構來講，才是最為急迫的問題。所以，民間社會可能有過去的圖景、有過去的理解，但在今天，“民間”的意味和內涵應該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變化的。正像郭齊勇先生所說的：“現代儒學除了鄉村儒學的重振，更為主要的則是城市儒學的建設?！覀兯f的城市儒學的建設，是努力使中國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的仁義之道，透過家庭、學校、社區、企業、機關等現代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式，運用網絡等技術手段，亦可以嘗試通過冠婚喪祭之家禮等宗教性的儀式，在每個國民的心中扎根，促進公民道德的重建?！?/span>在中國歷史上，所謂“官”與“民”或“公”與“私”的格局，在當下的這個“民間”，可能就是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差別，它不是由體制的方式來組織和動員的振興儒學的活動，而是由廣大的市民、一般的老百姓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所產生出來的一種需求和想法，是從人們的內心所激發出來的一種對儒家思想的情感，現實需要儒學的滋養，或者在日常的生活中怎樣去踐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所以，這些活動的開展，就是當下的民間社會和儒學發生聯系的具體意義之所在。
來自民間的熱望所展現出來的方式，實際上是有它自身的活力的，甚至是有它的魅力的。在儒學的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民間方式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如果運用得當，它可能對儒學的普及是非常有用的一種方式。因為所謂民間的儒學，或民間社會的接受形態，與正統的學理派、與義理層面的精英傳遞方式是有很大差別的，它的特點就是所謂“接地氣”，即跟日常生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是一種應用型的儒學，講“活學活用”，有非常強的切己感和現實關懷。也就是說，民間的傳遞方式有著很強的草根性，它可能不太講特別理論化或系統化的東西，而是就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以一種實用的眼光來談思想或義理，往往有很強的生命體驗或生活體會的意味在里邊，跟日常的經驗有一個緊密的聯系，這是它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恰恰與體制化之后的儒學研究或者學理性的儒學傳統是大不相同的，對于經典化之后的儒學系統來說，這方面可能是一個缺憾。盡管歷代的儒學大師也有面向生活實踐的一面，但總的來講，像經學研究的方式，基本上還是在一個比較小的圈子里面。而在今天，像大學的教授或博士們研究儒學，按照他們的理路來講，這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還是有非常大的距離的。
民間儒學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沒有一個嚴格的按照學理來理解的儒學分際，它有時候是一種比較混雜的狀態，可能是儒、釋、道不分的。像民間儒學的很多實踐活動，或者民間的儒學講法，往往就有這個特征，到底是佛教的、還是道教的、還是儒家的，有時候分不太清楚。而這恰恰也可能是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非常優秀的特點，就是它沒有很強的排他性，不是說我是講儒家的，就絕對不能粘染佛教和道教，有時候是把這些資源都拿來活學活用，把它混在一起，只要跟我的生命實踐活動可以結合起來，不管是佛家、還是道家、還是儒家，反正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這個恰恰可能體現了中國文化沒有排他性的特點，它有很強的統合力、或者包容性，可以容納其他的一些不同思想體系的東西，這可以說是儒、釋、道各家所共有的很重要的特征。因為跟西方文明相比、跟基督教傳統相比，中國文化恰恰在這點上有它很強的優勢，排他性較小。這個特點在民間社會尤其顯著，民間儒學的身上就表現得特別突出。如果說所謂民間性對中國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儒學在社會底層傳播的結果，另一方面實際上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這個特點。
三、尋找新的“公共空間”
我們今天講重構儒學，實際上是在重新培植一種土壤，因為傳統的民間社會、農業社會或“鄉土中國”，已經不是我們想象的圖景了，它已經是一個遙遠的歷史回響和記憶。隨著中國納入所謂“世界體系”，在現代化的急速奔跑當中，整個的社會結構都變化了，我們今天的生活環境已經徹底改變，跟歷史上的或古典形態的儒學所賴以生長的社會土壤已經很不一樣了，我們一定要有這個清醒的認識。所以不管是提倡儒學也好、弘揚儒學也好，都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那種鄉土中國的儒學狀態中去，那不是我們未來儒學復興的目標。我們今天需要的實際上是重新培植儒學的土壤，這個土壤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心田和心靈里面的種子，也就是要找回我們已經失落了的、作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那些根本價值。這個話說起來好像很抽象、很玄虛，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我們的生命體悟，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我們與他人的交流，我們為人處事的基本方式，我們做人的態度，這實際上是每個中國人都在不斷思考的一些東西。過去的一些價值或對于我們的一些引導，可能跟儒學的很多價值是有相當距離的，甚至是沖突性的，比如說斗爭哲學。經過一段痛苦的歷程和一種深刻的反思之后，我們今天來重新思考這些問題，試圖從儒學里面尋找生命的價值源泉，這實際上就是在重新培植心靈的土壤。原來我們的心田可能是已經處在了比較荒蕪的狀態，我們現在要使它豐厚化，使它能夠把這種精神的力量怎么樣培育和發揮出來，所謂復興儒學就是這個意思。
就民間社會而言，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一些東西都已經逐漸瓦解，甚至是一去不復返了。隨著工業化的步履和現代化的加快，我們原有的對儒學的一些記憶，包括建構在農業文化形態上的好多東西，現在實際上跟我們的生活已經相距甚遠。在現代中國或當下的社會，除了“現代化”對儒學的解構之外，還有一種過去對儒學長久的政治批判，這給幾代中國人的心靈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創傷，使得我們對傳統往往是陌生化的，甚至是帶有了某種敵意，將其視為是一個包袱，視為是前進道路上的一種障礙，這種心理或觀念在我們幾代人的思想意識里面是非常強的。所以我們現在講民間社會，就面臨著怎樣從那種對儒學錯誤的、或者陌生的、或者不理解的狀態之中走出來，重新找回我們的價值根源，重新找到我們的精神家園，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可能對儒家傳統或古典文明形態都會造成一種瓦解或某種毀壞，比如在日本、韓國、越南，這些在歷史上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隨著現代化的實現，可能都面臨著傳統和現代的糾結。中國也面臨著這方面的問題，過去說走向現代化就要拋棄傳統，就是在按照這個告別意識和二分邏輯來對待儒家資源的。但經過這幾十年后，我們認識到了這種簡單的片面的對待傳統價值是一種幼稚的方式，因為一個文明的歷史長河不可能把它切斷，它總是在一種非常多樣化的情景之下慢慢的流淌，所以不管你意識到了還是沒有意識到，它實際上對這個文明一代一代的人都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F在我們聰明了，都意識到我們的文明傳統不是包袱，而是豐厚的資源，是我們精神的養料，是我們生命的源泉。我們目前的這些想法，跟幾十年前對儒家、對傳統的理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但除了現代化對傳統的沖擊和解構之外，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需要填補過去留下的一些空白，因為幾代人對儒學的東西實際上已經很疏遠了。特別是在四九年以后，大陸對儒家思想、儒家文化的繼承弘揚實際上是中斷了，儒學的土壤在一輪又一輪的大批判中都把它給鏟除掉了，所以我們這幾代人是處在心靈荒蕪的狀態，跟儒家的價值，包括它的基本經典都非常的陌生。這也就是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提倡讀經，包括國學熱的興起，都跟這個特定的情景和狀態有很大的關系。所以今天所謂的民間社會，還是處在一個逐漸培植的過程當中，它一方面有自發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今天的時代潮流，大家都在向這個方向努力，要把傳統的活力挖掘出來，使儒學生長的土壤豐厚起來，這跟過去對待傳統的態度、對儒家的錯誤理解和“告別”的情緒是很不一樣的。對儒學價值的重新認識和挖掘，就是在培植一種民間性，激起一種新的時代風氣和產生新的意義。也就是說，并沒有一個固體性的“民間”，好像幾所老房子或幾顆老樹立在那里，“民間”實際上是一個活的圖景，是一個活動的形態，也是一個逐漸呈現的東西，即在社會思潮的不同作用之下，可能開始出現的這么一種景象。
從儒學的現實情景來思考，所謂民間性的理解又可以和時下的一些學術概念來做一個聯想和比較。比如“市民社會”，跟今天所講的民間社會在語用上就非常接近，有時候在翻譯的時候，可能法學、政治學或者研究黑格爾哲學，用市民社會比較多。后來法蘭克福學派，像哈貝馬斯這些人講公共領域、公共空間問題，今天比較多的就用了“公民社會”這個說法，但傳統上或我們老百姓俗用的還是民間社會。實際上，這幾個概念在內涵上是有交叉的，我們所講的“民間”多少有一點點中西合璧的味道，不光是回到傳統的所謂鄉土中國的民間性上，也包含了在現代的中國文化狀態里面，怎么樣來構筑這種新的空間，即公共空間、公民社會的問題。這種公共空間并不是一個現成的，它實際上是在一種文化運動中相磨相蕩、一點一點來呈現的過程，逐漸在形成和擴大它的影響，儒家思想今天面臨的實際上是這樣一個話題。都市化的情景，這不是中國歷史上特定的東西，它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是在農業生態逐漸向工業化文明形態過渡之后，人口大量遷徙，脫離了原來宗族居住的環境之后，變成了一個陌生人的社會和一種新的結構形式，這種都市化狀態要不要儒學，或者說還有沒有儒學可以生存的空間，這是我們今天要去思考的問題。所以今天講儒學，就是要在所謂新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的意義之下，來找它的生長點或結合部。這個東西不是一個現成的內容，不是說老祖宗已經把這個問題都交代清楚了，而是要靠我們新時代的中國人在新的環境下怎么樣去做一種新的創造。儒學的魅力就是因為它有不斷發展的可能，“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為環境在不斷的變化，在新的環境下，每一代中國人可能都面臨著如何轉化它的問題。
四、傳統的復活
民間性所植根的土壤形成了無形的力量，成為后續發展的導引或者吸附力，常常使后人著迷，欲罷不能，這可能就是文化的魅力，也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那個“傳統”。傳統有時候好像只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實際上它是一種記憶的綿延，可能是在幾代人之間，從祖輩有這個生活的感受，后來有意識地承接下來的東西，慢慢就構成了一個傳統。儒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絕，幾千年下來，到今天我們還在講儒家的思想，就是因為它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傳統，只要你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都會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力量。儒學對生活的浸潤，體現在每一個細微的環節上，你的每個觀念或行為可能都有一些潛移默化的印記，有時候可能是學理上的、比較清晰的一種灌輸，有時候則是一種生活態度和行為細節上的不經意間的順應，這大概就是儒家在整個中華文明里的主要價值和意義所在。它對于這個文明形態來講是一個強大的支撐，就是一說中國文化，一說中國人，肯定馬上就會想到儒家。
傳統是非常奇妙的文化現象，又是很復雜的歷史觀念。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上世紀50年代寫過一本書，提出了兩個概念，即所謂“大傳統”和“小傳統”，后來這套理論對整個文化研究都有很深的影響。像80年代海峽兩岸學術界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傳統和現代化的關系時，經常會引述到所謂大、小傳統的說法，亦有“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分或“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區別。像是主流的“官學”或者學理化、體制化的那種系統，學者們在一種比較規范的研究方式下所形成的內容，可能就構成了一個所謂的大傳統，它是一個社會不斷地正面弘揚和傳遞的東西。譬如一般講到儒家，肯定就是孔子、孟子、荀子構成先秦的這個階段，然后到兩漢的經學，一直到隋唐，宋明時代即是理學，到今天一說儒學，肯定就是新儒家，即熊十力、牟宗三這些人，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大傳統。它在文化記憶里面始終是具有典范意義的形態，這個就是大傳統。那么小傳統是什么東西呢？就是廣大的民間社會的形態，可能沒有很強的學理性，甚至是雜亂無章的，若隱若現，一會跟儒學有關系，一會又跟儒學沒有關系了，但它始終是一種涌動的、有活力的東西。有時候它只是表現在心中或者在行動上，不一定有系統的語言表達，更談不上文字的書寫，可能就是一些觀念的記憶或暗中在支配你對生活的態度的那些東西，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小傳統。這個小傳統與書寫的大傳統有很大的區別，它不是靠典籍的傳遞，而往往靠生活的記憶，靠日常行為的一些潛移默化影響的力量，所以這個跟所謂的士大夫文化或所謂的精英文化在形態上就有很大的區別。
這兩個傳統在儒家里面都有，儒家有它很強的主流形態的陳述和傳衍歷史，每個階段都有典范人物，有不斷傳承的經典敘述形式，它構成了很強的文化架構。但儒家除了這個外，之所以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上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兩千多年后我們還在這里講儒家，就是因為它有很豐厚的民間社會的土壤，在小傳統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功能和力量，以至于它深深地扎根到我們每個人的心里?？赡茉诓煌臅r代，人們對它的有意識的親近和接納的程度不一樣，比如在隋唐時期佛教興盛的時候，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比較多的接觸到佛教。到了五四以后，隨著“批儒反孔”風潮的興盛，一般人可能也跟它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距離。但是我們說，通過一些特殊的觀念傳遞方式或潛移默化的影響，在百姓的日常行為中，儒學還是有強大的力量的。包括像文革時“批儒反孔”那么厲害的風潮，很多人的處事方法以及對做人道理的把握，實際上還是受到儒家的影響。包括今天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有商業文化的猛烈沖擊，可能不少人對儒家有陌生感或有很大的距離感，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依然還有儒家觀念的記憶，在做事情的時候，或在處理一些問題的分寸上，好像這些東西一下子就跳了出來。我們每個人應該都有這種體會，這大概就是小傳統在起作用，它有時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像氣息一樣，在不經意間就在傳遞和蔓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功能和作用，這大概就是小傳統。后來有學者說，這個東西應該才是大傳統，因為一個文明、一個文化形態能夠保持長久，能夠發揮巨大的能量，如果沒有了這個東西，那典籍寫得再精妙都沒有意義，所以這個東西才是最重要的，它才是大傳統。而士大夫的那種精神性文化形態才是一個小傳統，因為那是比較狹窄的，是象牙塔里面的東西。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里，對這兩個概念有很有意思的論辯。由此我們說，“民間”的意味在未來儒學發展或復興的過程中就顯得特別重要，如果我們現在只是把經典的東西恢復一些記憶，讓學生讀一些經典，或者推廣讀經運動，只是做一些書本上的活動，這大概對大傳統記憶的恢復會起到一些作用，讓大家對經典文化有一些親近感。但我們怎樣把這些東西落實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和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學習、工作狀態有所結合，成為一種活生生的形態，這大概才是最為重要的，也就是剛才講的小傳統的問題。而這個東西是現在最為缺乏的，是今天我們討論所謂“民間”的最重要的意義之所在。
從小傳統的散亂無章和缺乏有序性而言，民間社會或民間自發的熱情往往表現出相當的復雜性。民間的想法和行動可能是從各種資源里面迸發出來的，它的出發點和目標都不一樣，這里面難免會有一種盲目的色彩，憑著一腔熱情，有時候發展方向或對儒學本質的把握就會出現偏離，這在中國歷史上向來如此。所以傳統上儒學大師都要辟佛老，對民間混雜的現象有一種理性批判的精神，要去做鑒別工作。實際上儒學在發展過程中，就不斷地面臨著怎樣恰當地對待和處理民間性的問題，一方面民間對儒學的發展和繁榮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隨順著民間的想法和意愿走，今天依然還是面臨著這個問題。一方面民間很有活力，對傳統的復興有興趣，對國學普及有熱忱，對儒家思想的實踐有一種渴望，但另一方面往往又處在一個自發的狀態，缺乏很好的引導或系統的訓練，這里面難免就會產生一些泥沙俱下的情況?，F實中有些不好的苗頭，甚至跟儒學沒有什么關聯，八竿子打不著，甚至可能是反儒學的那種觀念或傾向，也都打著儒學的旗號招搖過市，這對儒學就不是一種弘揚，而是成為一種傷害。所以從這個層面，我想對學者而言，他們對儒學的知識掌握得比較系統，很重要的社會責任就是要有一種清醒的、理性的眼光，不能完全對民間的東西沒有鑒別性，完全隨順著潮流走。他們應該扮演批判者的角色，要發揮這種文化功能，因為歷史上的儒者就是這樣的，對民間的東西不是一味地湊熱鬧，而是有自己的一些基本價值尺度，有一些標桿。如果說民間現象跟儒學的東西正好是悖謬的，或者是相反的，那就應該出來指正其不足，甚至對它有一種批判，這也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很多學者對民間儒學有清醒的認識，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我們應該秉持一個比較客觀的、有分際的態度，而不是說只要是打著儒學旗號就都是好的，那就失去了儒學所追求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