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先生訪談錄（一）
2025-01-02 16:54:00 作者: 來源:《儒學學者口述史》
編者按
口述成史，別辟蹊徑。2023年，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推出“尼山文庫·儒學學者口述史”項目，積極探求儒學學者個人的思想學術如何與社會變遷相交融、與時代發展相并行，以建立獨具特色的儒學研究口述史文獻庫。依托項目，華東師范大學方旭東教授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陳來先生進行了口述史專訪。
受訪人：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時年71歲）
采談人：方旭東（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采訪人】我們從頭說起，首先請老師簡單地講講自己上的小學。
【陳 來】我的小學是奮斗小學，奮斗小學的前身是傅作義辦的軍隊干部子弟學校，1948年才遷到北京。這個學校的教員都是老教員，不是解放后引進的青年教師。校長雖然是傅作義手下的老干部，但是一直要求進步。我后來看了一些材料，校長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也是非常積極的，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
我就是從這樣一個學校進入中學的，也就是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以下簡稱“三十五中”）。我覺得這個中學的風氣不是始終不變的，而是根據學校里學生的構成不斷變化的。在我進去的前幾年，估計四五年前，學校主要的生源是國家的干部子弟。在我中學的西邊，當時蓋了大批的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的宿舍。在南邊的木樨地往北走到三里河，再往北到百萬莊，再往北到二里溝，這一線、這一大片全是國家機關的所在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國家計委、經委、財政部、建工部、建材部、物資管理部，等等，全在這里?？偠灾?，原來的老城區是到西城的城墻為止，解放以后就在復興門至阜成門的城墻之外，大概往西三公里以內蓋了大片的國家機關宿舍。這些國家機關干部的子弟若沒考上第一志愿學校，也就是說，沒考上四中或者八中，就大部分到三十五中讀書。所以后來三十五中的學生構成主要是國家機關的干部子弟。因此，生源對校風就產生了一種無形的影響，而不是師資給校風帶來影響。這些學生，特別是到了中學時代，到了初二以上、到高中，他們都有一種政治上的自覺。當時我進這個學校的時候，明顯感到跟我小學的文化氛圍不一樣。我小學的氛圍是很平靜的，是帶有若干傳統文化色彩的。我以前講過，我五年級的老師會在黑板上寫《論語》。但是到了三十五中，教研的氛圍變化雖然不是很明顯，可是這里的學生本身就有著一種強烈的新時代使命感。所以我參加的所有活動都跟小學時候經歷的完全不一樣。我初一進去參加了我們學校的鼓號隊，當時北京有四大鼓號隊，我參加的三十五中鼓號隊就是其中之一。我在里面負責打小鼓。
【采訪人】原來老師是打小鼓的。
【陳 來】對，個子比較高一點的學生才會吹號。因為我們鼓號隊是北京四大鼓號隊之一，我們主要參加一些天安門的活動，比如五一、十一的時候要在天安門接受檢閱。
【采訪人】這在當時是很有榮譽感的。
【陳 來】那時候我就經常敲著小鼓，從學校走到天安門，大概三站路，不是很遠，然后進到故宮里面在太和殿前面排練。在不打鼓的時候，我們就唱歌，唱的全部是革命歌曲，非常高昂的那種。歌曲不是老師教的，都是學生教的。鼓號隊的指揮是初二的學生，大隊輔導員是高三的學生，這個學校自然地有這么一種風氣，跟學生有關系，而我就是在這么一種環境中長大的。這個時候人的世界觀正開始形成，在小學的時候受到的影響還不是很明顯。所以，應該說那時候我的思想意識受到這樣一種校園文化很大的影響。雖然只持續了一年多就開始“文革”了。
【采訪人】就停課了嗎？
【陳 來】是停課了，都是紅衛兵到處活動、“打砸搶”，或者是亂七八糟的情況。那當然時代就變化了，但是那個文化給我的影響是深的。雖然只有一年多，但是影響是很深的，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文革”也給我造成一種挫敗感。挫敗感是什么？我從小學上來，可以說一直是班里學習很好的學生。我以前也說過，我那個時候的特點就是在一個穩定的環境里面，價值取向是固定的，按照這樣的環境，自己可以做到最好。但是“文革”來了，所有以前的價值取向完全解體了，也沒“學習好”這個東西了。我們剛上中學時，我還是班里的主要干部。
【采訪人】也是鼓號隊的，對吧？
【陳 來】鼓號隊算是業余的，無論在中隊還是班里，我都是主要的干部。但是“文革”一來，班委會也都解體了，也都沒用了。“文革”中一個變化就是“學習好”沒有意義了，再有原來那個“幾好”都沒有意義了。這個時候有點價值取向虛空，沒有什么東西鼓勵你追求正確的世界觀，沒有了。那時候因為風氣不好，包括北京市中學生打架也很普遍。
【采訪人】也打老師。
【陳 來】那是最高潮的時候，在1966年八九月份的時候。在“文革”時期，學生之間以“氣力相勝”為主，不是看你學習好不好、各方面表現怎么樣，而是看誰個兒大，能夠帶著一些同學出去活動，都變成了這樣一個狀態。所以原來的好學生肯定覺得有一種失落感，原來安身立命的那些東西都沒有了。這個時候，因為社會很“亂”，這個“亂”不是說天天殺人放火，而是沒有一個穩定的價值取向。學校里邊校長也沒有作用了，靠邊站了，老師被挨斗的被挨斗。所以學生就處在這么一個環境里邊。我那時候也就是自己看看書，當個逍遙派自己看看書而已。
【采訪人】那個時候您是怎么度過這一段時光的？
【陳 來】就是自己到處借書，到認識的人那里到處借書看。
【采訪人】那時候對什么書比較感興趣？
【陳 來】那時候我看了大量的蘇聯小說，在親戚那里借的蘇聯小說。蘇聯時代好多小說，現在有的都記不住了。
【采訪人】《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陳 來】這是比較低年級的讀物。
【采訪人】我能想到的就是這個。
【陳 來】我們60年代流行阿加莎·克里斯蒂寫的那種破案小說，蘇聯也有破案小說。
【采訪人】推理小說？
【陳 來】不是推理小說，是破案的小說。我記得有本書好像叫《形形色色的案件》，就是這一類的小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書就不說了，有各種各樣的小說。我記得還看過一本書，你們可能不知道，叫《紅肩章》，是講蘇沃洛夫軍校的一個少年怎么在軍校里成長。蘇聯50年代就開始有些流行的小說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社會比較穩定，經濟發達。那時候蘇聯的書我們翻譯得很快，因為我們留蘇學生特別多。我就看了大量的蘇聯小說，而且那時候可能年紀小，對十九世紀中期那些俄國文學看不進去。當然，到二十世紀，有像什么《靜靜的頓河》這一類的，還有法捷耶夫的《毀滅》，還有后來跟肖洛霍夫同時期的“小托爾斯泰”也寫了一個長篇小說《苦難的歷程》。總之，那個時候看這方面書比較多，比較少有機會看古典小說。
結果，1967年還是1968年，我突然借到一部《水滸傳》，因為我家里的《水滸傳》是七十回的，我借到的是一百二十回的。以前家里是兩卷本的，現在一下子看到七十回以后的內容。所以非常激動，拿著那本書手發抖，很激動。
【采訪人】之前等于看了上回沒看到下回。
【陳 來】這個經驗是看別的書沒有的。
【采訪人】這個很好玩。
【陳 來】就說明我對這一類的書還是有偏好的，里面有俠義的英雄主義這種東西?！端疂G傳》的人物雖然不能叫俠客吧，但是也有那個意思，那個精神是相通的，看得很激動。好像那個時候我這一類書的來源少，所以蘇聯的書看得比較多。然后就下鄉了。
所以，我在“文革”時代，大部分時間是找書看，但是看的書大多數是蘇聯的，特別是以蘇聯時代的小說為主。
【采訪人】這里有一個地方讓我很好奇，剛才您講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點，就是學校里陷入一片混亂，“無政府狀態”，而您原來是一個好學生，本來在一個軌道里面努力做到最好，但一下子好像沒有方向了，然后自己找書看。我想知道的是，這個時候您有沒有受到一些老師或者比較好的同學的影響？
【陳 來】這都沒有，沒有這些影響。然后就是到農村。
【采訪人】您不是去的兵團嗎？
【陳 來】兵團也是在農村。因為這個兵團是1969年1月中央批準在北京軍區的領導下成立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從軍隊的管理體系來講，它是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雖然不戴紅領章，但屬于這個序列，屬于北京軍區管的。所以連以上的干部都是現役軍人，當時剛組建時，排這一級的領導都是退伍的老兵，再下來是我們新來的知識青年。我們是在內蒙古兵團。我真正的學習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采訪人】那時都帶了一些什么書呢？
【陳 來】那時候家里也沒什么書，我帶的書里有北大游國恩編的《中國文學史》。
【采訪人】這本書好。
【陳 來】最早是“大躍進”的時候由北京大學1955級的學生編寫的，弄了個紅皮，后來1962年又改寫，最后是印的綠皮的。
【采訪人】這書好像不止一冊。
【陳 來】共四冊，但是我家里不知怎么就三冊，所以我就帶了三冊。
【采訪人】那就是少了一冊。所以這個時候您就開始大量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了。
【陳 來】最終是帶了這個《中國文學史》。什么《唐詩三百首》也有帶，因為本來家里這一類的書也不多。但是有些內容較深的書，那時候也沒想到帶，我是說一些有很深的理論的書。還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也帶了。
【采訪人】基本的文史的書其實都帶了。
【陳 來】就帶了范文瀾的書和北大中文系編的《中國文學史》之類，反正跟哲學沒關系，就帶了一些那方面的書。然后也借，借周圍人的書來看，現在也忘了。我真正讀哲學書的時候是1969年的9月。
【采訪人】那是什么契機呢？
【陳 來】我是1969年4月份去的兵團，因為9月份要修一條戰備公路，就從我們連里抽了幾個人，去跟著當時管基建的趙營長。他帶了兩個中專生，是做測繪的。我們兵團來的這幾個戰士，跟著趙營長和那兩個中專生去做測繪、施工這些事。當時就說要留一個人做飯，因為得吃飯，都出去工作不行，要留一個人做飯。結果就留了我做飯。
【采訪人】您還做過炊事員？
【陳 來】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抽調了我們幾個，其他幾個都是浙江來的學生，浙江學生是吃米飯的?？墒莾让晒拍莻€地方哪有大米？
【采訪人】所以浙江學生不會做那個地方的飯。
【陳 來】沒人會做。
【采訪人】那你們做什么吃的呢？
【陳 來】主要就是吃面條，后來我說我倒會做。
【采訪人】自己搟面？
【陳 來】對，自己搟面，我說這我倒會做，因為家里是北方人嘛。
【采訪人】您之前在家里做過嗎？
【陳 來】做是做過，不過不是家里主要做飯的，就是學著玩。但這套東西還是懂的，這也沒什么難的。因為我在家里沒事兒的時候，看過我奶奶搟面。
【采訪人】府上不是溫州嗎？
【陳 來】我奶奶“文革”前就回溫州了，但我在外祖母家，我有時候幫她搟搟面。
【采訪人】外婆是正宗北方人？
【陳 來】對。所以這個是會的，就留下我來做飯。還有大量的時間，干什么好呢？
【采訪人】閑著沒事就看書了。
【陳 來】看的第一本書是艾思奇的書。
【采訪人】《大眾哲學》？
【陳 來】不是，是《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這書也是同學之間互相借的，就借了這本書看。
【采訪人】這書好看嗎？
【陳 來】也沒看進去。
【采訪人】聽起來就不好看。
【陳 來】應該說自己努力地在那里看，要不然，每天在那里干什么呢？我大概去了有兩個月，就是看那本書，現在回想起來，好像對自己也沒有產生很多的影響。后來我考北大研究生的時候，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績是58分，不及格。
【采訪人】證明艾思奇這書不管用。
【陳 來】為什么呢？因為我看的不是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而是艾思奇掛名的那個教科書，這是他的一個講課提綱，內容體系跟后來那個不一樣，對后來考試是沒有一點幫助的。當時想入門也沒入成。真正算是入了門，還是因為看了一些原著，就是馬列的原著。最早看的幾本書，后來也都忘了，當時也沒看進去。第一本是馬克思寫的，叫作《工資、價格和利潤》，部頭不大，但是很專業，所以看看也沒什么興趣。
【采訪人】這本書側重經濟學，而且里面有數學的知識。
【陳 來】對，所以就是沒看進去，結果看誰的看進去了呢？是列寧的書。
【采訪人】《怎么辦》？
【陳 來】不是，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本是《帝國主義論》，就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這兩本，這兩本我覺得容易看。
【采訪人】為啥這兩本看進去了？
【陳 來】不知道，《工資、價格和利潤》就不好看。
【采訪人】是不是有文采的更容易看？
【陳 來】也不是，《工資、價格和利潤》就是有點涉及專門的經濟學的知識，就不容易看嘛。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些東西看起來就會覺得比較容易理解。到《帝國主義論》，那也還是比較容易一些。加上這本書整個的論述、結構、修辭手法、概念的用法，不像馬克思的。馬克思受黑格爾影響，他的書不是那么容易看，列寧沒受這個影響，所以看著比較容易一些。到1970年夏天以前，我是看這幾本書的，應該有點受益。
【采訪人】所以您對哲學的悟入是從列寧這兒悟入的。
【陳 來】對，從這兒開始入門，真正入門應該是從這兒。那個時候(方按：1970年8月)，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毛主席就點了六本書讓大家看。我前面看的三本都不在這六本書當中，然后就開始來看這六本書。
【采訪人】所以第二批書目就是毛主席講的六本書。
【陳 來】《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這些書，比較好看一些吧。
【采訪人】這些書當時好弄嗎？
【陳 來】好弄，人民出版社大量地印，因為是毛主席提倡的，干部都要學的。所以就是這六本書領著我入了門。我入門以后都是讀的原著，沒看過教科書。所以為什么以前馬克思主義哲學考試的時候失手呢？因為沒念過教科書。我覺得自己基礎很好，看過那么多原著。
【采訪人】熟讀原著，結果考試不行。
【陳 來】我政治考得反而是高的，我政治是95分以上。
【采訪人】政治您就可以引用原著了。
【陳 來】因為它涉及時事政治分析，我那門考了95分以上，但是我沒有讀過艾思奇的教科書啊。
【采訪人】您看的教科書不對。
【陳 來】我別的分數很高，專業課分數高。
【采訪人】您是說考研的時候？
【陳 來】對，結果系里就看了我的卷子，結論是可能太緊張。為什么呢？因為那個時候我每答一份卷子就在上面寫兩行字，說我參加考試有點緊張。
【采訪人】現在這樣是不允許的。
【陳 來】一個就是說筆跡可能有點潦草，有的時候論述次序不對，請老師諒解?，F在不允許了？
【采訪人】擱到現在，這個卷子要把它拿掉了。
【陳 來】這個沒有作弊，我就說明一下當時的狀態，為什么字跡那么潦草，論述的時候條理可能沒那么清楚。所以老師可能看到了，因為卷子上也寫了，我考每一門都寫了這個。
【采訪人】這個管用了。
【陳 來】老師認為，看來還是緊張所致，要不然為什么別的分數那么高？其實，根本原因是我從原著入手，沒看過艾思奇的教科書。所以到1973年上大學之前，我念了不少書。
【采訪人】主要就念這六本書？
【陳 來】當然不止。其中，從1972年開始，我詳細念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就是蘇聯人編的政治教科書。為什么念這個呢？當時買到這本書，是在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居然在舊書店里買到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是毛主席倡導看的。他親自看，然后帶著“秀才”一起讀，他還寫了很長的讀書筆記。當然，他是要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所以他做了很長的筆記。我就看這本書。我覺得很容易念。
【采訪人】為什么一開始讀《工資、價格和利潤》的時候不行？
【陳 來】那時候不行。經過兩年時間，我已經把歐式的理論著作讀了不少了，念的功力已經有了。再因為它是個教科書，不像馬克思那種不是教科書，而是專門的論文，那個不好念。教科書是一步一步地推演下來的，所以非常容易念。
【采訪人】所以您把蘇聯人編的這個教科書都念完了。
【陳 來】我當時說，我要到人大插班的話，上三年級絕對沒問題。
【采訪人】好像當時您就是想考政治經濟學。
【陳 來】對，我當時想到人大念政治經濟學，而且我覺得我應該進去就能念三年級。在內蒙古那幾年，除了馬列那六本書，還加上那本《政治經濟學》，我是仔細念過的。到1973年我就念大學了，大學是理工科大學，第一個學期我就拼命念書，把以前該補的都補了。從第二學期我又開始念雜書了。2012年我到中南大學去領獎，他們發給我一個杰出校友獎。主持人就問我，你在學校學習的時候，最受益的是什么？我就開玩笑，說我能說真話嗎？他說怎么不能說真話!我說：校長、書記都在，我就說了，我最受益的就是沒有考試，我們念書的時候，毛主席講教育要革命，要把資產階級統治學校什么的都推倒。
【采訪人】是不是電影《決裂》就是在那個時候？
【陳 來】《決裂》是到“文革”后期了，“文革”快結束了。當時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校里邊對我們實行專政的一個重點就是用考試來整學生。所以我們那時候沒有考試，都是自己看、自己學，很快都看懂了。你想想，我們好不容易到了大學，有圖書館，所以拼命借書看。
【采訪人】圖書館的書還是多的，是嗎？
【陳 來】那當然了，雖然那時候書籍“解放”得不多。但是圖書館，你想想，即使是一個工科的院校，圖書館的書還是多的。我看書的方向沒有變，還是比較正統的研究馬列的方向。所以上來先念的還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各四卷。
【采訪人】都看完了？
【陳 來】都通讀過了。主要精力還是放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就是念這個。當時還去念了七卷本的《哲學史》，作者是蘇聯人，叫作敦尼克，也念周一良的《世界通史》。那時候也是剛剛再版，因為“文革”前期都不讓念了，毛主席提倡了之后新印的。所以，這個階段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敦尼克的《哲學史》都通讀了一遍。那時候正好在1974年春天，出版了馬克思的《數學手稿》，其中關鍵是怎么理解微積分。我看了敦尼克的《哲學史》，所以這個《數學手稿》一下就看明白了，因為念了希臘哲學。把早期希臘哲學一念，看馬克思講的這個東西，就知道無限的思想是跟希臘的思想有關的。
【采訪人】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念了哲學史之后，就可以有整個的一種融會了。
【陳 來】還看了一些其他的書。1974年5月我們下廠礦，因為工農兵學員的時代，是要開門辦學的。毛主席講了，不能在教室里面上課，要到廠礦去。我們就到了錫礦山，湖南省錫礦山。
【采訪人】具體是在哪里？
【陳 來】當時屬湖南新化。那時，學生都是分散著去廠礦。政治課老師一共沒幾個，原來都是兩三百人上大課，現在這二十個人上這兒了、那三十個人上那兒了，全分散了。
【采訪人】全部分散到廠礦了。
【陳 來】因為沒有政治課老師，結果就變成了我帶政治課。為什么呢？因為在學校里大家很快發現我對這一塊還是有點了解的。
【采訪人】所以在你們其他同學當中，喜歡看這些書的人應該也是沒有吧？
【陳 來】沒有。
【采訪人】您作為工科的學生，讀大量的馬、恩、列，然后又是敦尼克的《哲學史》，又是周一良的《世界通史》，應該很少見吧？
【陳 來】我下到廠礦，講了什么呢？《哥達綱領批判》。我是怎么講的呢？我是用《德國社會民主黨史》，梅林寫的。我用這本書來補足很多史料，來講《哥達綱領批判》。當然，對于一般的黨校教員來說，可能也講不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但我看了那本書。
【采訪人】梅林的那本書當時可以隨便看嗎？
【陳 來】可以，因為這都是向大眾開放的。我從1970年以后開始念毛主席說的那六本書的時候，有一個新的環境。那個時候，我在工作中學習、實踐、運用，不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兵團戰士。我當時參加了“三支兩軍”，你們現在可能不知道這個：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因為我們不是部隊的序列嘛，我們就組織宣傳隊到周邊的人民公社去“支農”“支左”。我們團二連的王指導員連同我們連的黃副連長，都是現役軍人，帶著我們這些人到離我們最近的公社，等于就是接管、領導著人民公社。我們連的四個人負責一個大隊。在負責大隊的過程中，應該說，我是起了主要作用的。名義上，我是副組長，但是應該說，我是起到了一個主要的作用，我領導著這一大隊。
【采訪人】相當于一個大隊長了，也就是現在的村長。
【陳 來】這一年多的時間，我的學習不是一種書齋里的學習，而是帶有工作實踐意義上的學習。把自己學到的這些哲學觀點、方法，在工作中都滲入到里面展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是我覺得跟別人不一樣的一個地方。我不是白天上班，晚上在小黑屋里看個十頁八頁的書，我不是這樣的。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帶領社員，每一晚上都要學習的。
【采訪人】學哲學的時代。
【陳 來】不只是學哲學，每晚上都要學習，每晚上都要發表講演。
【采訪人】那時候鍛煉了您的講演能力。
【陳 來】然后“一打三反”，在公社機關。
【采訪人】“一打”是打什么？
【陳 來】運動就叫“一打三反”，具體內容我現在也記不清了。在整個公社機關，指導員就相當于黨委書記，當時的公社書記讓我講課，我一講就是一個鐘頭，那時候就是給公社機關所有干部講課。
【采訪人】那是1970年？
【陳 來】應該是1971年的春天。因為我們是在1970年的秋天去“支左”的。那時候到公社就是講課。
當然，給生產隊老百姓不需要講那么復雜，但講總是要講的。所以我就說，那個時代我念這本書，跟一般在書齋里念書有所不同。講，當然是一種口才的鍛煉，但我要強調的是，這跟工作實踐有關系。你學的東西要跟你的工作實踐結合，這是我們那個時候的特點。這個結合的方式到了上大學就變成講政治課了，后來到1975年，我們在湖北黃梅，那時候我就講《反杜林論》。
【采訪人】黃梅那里是個什么礦？
【陳 來】黃梅是湖北地質局某地質隊所在地，我們1975年上半年在石家莊煤礦機械廠。我們在礦山、地質隊、工廠、研究所，這幾種類型的單位我們都是開門辦學了的。
【采訪人】所以回過頭來看，您覺得開門辦學對自己的鍛煉是很大的？
【陳 來】一個是不考試，讓我多看了好多書?？催@些書的過程，等于當半個政治教員，再就是正式地講課，這對我當然是一種鍛煉。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政治課上了一半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我們黨史上有大革命時代，我的文章就是講大革命時代的群眾運動，這應該屬于黨史的范圍。我自己能寫很長的文章，有一萬三四千字。也不是給別人看，就是自己寫，也不是要交作業。
【采訪人】所以口頭和筆頭都訓練了。
【陳 來】那個時代對我來說應該是一個鍛煉。所以后來我考上北大哲學系，班里同學不會覺得很驚訝。因為我在班里的表現就是這樣，我本來就是半個政治教員，又是班長，是班里領頭的人物。
【采訪人】所以從那個時候走上哲學這條路幾乎是注定的。
【陳 來】也不能這么說，因為后來我報名的時候，也掙扎過，我想改經濟學。
【采訪人】哦，還是想圓人大政治經濟學之夢。
【陳 來】為什么呢？到了大學畢業，到了1977年，10月國家恢復高考，1977級就要恢復本科考試了，這是1977年10月。1977年11月《人民日報》就發布了研究生要招生考試的信息。那時候我是本科生畢業，看了《人民日報》信息后的第二個禮拜，我就去了北大了解情況。周琦琇老師是研究生院的，她最早管研究生工作。我去的時候，她說她也剛回來，剛從十三陵回來。她告訴我報名的事。當時她給我查了一下哲學系，我又問經濟系，這樣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她就給我寄了材料，是油印的，中國哲學史一頁，西方哲學史一頁，馬哲史也是一頁。中國哲學史領銜的就是張先生(方按：張岱年)，張先生是組長，當然沒有明確寫組長，忘了怎么稱呼的。張先生是領銜的，下面就是要考的課程。
【采訪人】參考書、科目。
【陳 來】那時候也沒有參考書。后來我看了看，我就決定報考中國哲學史。當時北京學校的經濟專業的招生人數很少。
【采訪人】那時候人大呢？
【陳 來】沒有（這個專業），這是大概11月，等到了翻過年來的2月，研究生增加的專業突然多了，包括人大，人大的叫作經濟學說史。
【采訪人】有沒有再動搖呢？
【陳 來】動搖了。
【采訪人】那怎么辦？
【陳 來】我想我已經準備了三四個月了，在備戰的情況下，已經有了三四個月的優勢了，5月份就考試了。這個優勢也是不容易的，你已經準備了三四個月了，人家才準備。后來想，算了，還是哲學吧。
【采訪人】所以您完全有可能讀經濟學，走上中國哲學的學習研究道路是陰差陽錯了。
【陳 來】是啊，命中注定也不是那么注定，就是這么個意思。后來我想算了。我把哲學所編的《中國歷代哲學文選》(方按：后來改名字叫《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共七本找來。
【采訪人】都看了？
【陳 來】對。
【采訪人】那下的功夫可大了。
【陳 來】后來想經濟學就算了，當時想就保持中國哲學史這個優勢吧。
【采訪人】那時候考的人應該很多吧？
【陳 來】中國哲學史有兩百多人。
【采訪人】兩百多人考，錄幾個？
【陳 來】原來公布的名額是五個，后來招了十個。
【采訪人】二十比一，現在北大也差不多這個樣子。
【陳 來】這樣的結果等于一年用了兩年的名額，所以到第二年、第三年就沒再招了。我們是1978年考的，1979年沒再招。所以參加過1978年考試的有兩個人第二年考了人大，一個是鄭萬耕，因為他頭一年沒考上。他是北大哲學系老學生，1965年考的大學，他沒考上北大的研究生，結果第二年就考了人大，因為北大也不招了，還有宋志明大概也是。我們等于一年招了十個，把第二年的名額也占了，第二年就沒再招。
【采訪人】這十個人您應該都數得出來。
【陳 來】那當然，李中華、王德有、吳瓊、陳戰國，這都是老北大的;從外邊考來的，我、劉笑敢、陳小于、袁德金、程宜山，還有一個，不是老大學生，但也是北大的學生魯軍。
【采訪人】好像現在留在學術界的也不太多。
【陳 來】因為德有畢業以后分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很快就走上行政崗位了。他是副總編輯，所以不是專門做學術研究，他寫過一個《以道觀之》。我寫了《有無之境》以后，人民出版社就用我的名義到處找人來寫同系列的書。周桂鈿寫了《虛實之辨》，他說，陳來能寫，我也能寫，我跟他是同學。
【采訪人】他怎么跟您是同學呢？
【陳 來】他認為都是1978級的。結果這一批招了，接下來兩年沒招。真正再接著招研究生，可能到第四年了，到了李存山他們畢業的時候。他們本來跟我們差四年，他們進來念本科，我們進來念研究生。他們畢業的時候北大才又招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生，一年招了兩屆，他們是1982年春天畢業的。到了秋天畢業的有景海峰——景海峰是1978級的——我現在忘了共有幾個人。
【采訪人】那時候是1982年。
【陳 來】到了1982年的時候，張先生還是用帶我們的辦法來上課，可張先生只上了一節課心臟病就發作了，所以后來就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