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理學興起,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新儒學者面對佛老思想的挑戰和儒學式微的局面,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學,創建理學思想體系。如果以天理論作為體現宋代理學思潮最本質特征的理論的話,那么,從嚴格意義上講,程顥、程頤提出天理論思想體系,才意味著宋代理學的創立。朱熹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文化史上繼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盡管朱熹及其閩學對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產生了極為廣泛、深遠的影響,但朱熹思想的直接來源卻是二程洛學,是在繼承二程思想的基礎上,對二程洛學的發展。所以在思想史上,人們往往以程朱之學來并稱二者。程朱在相互聯系又各具特色的四個方面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經學義理化,把儒學道統體系化,把儒家學說大眾化,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構筑起了邏輯嚴密、內涵豐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學思想體系。
一 朱熹對二程思想的繼承
朱熹對二程思想的繼承是多方面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對天理論的繼承程顥、
程頤創立的天理論哲學深刻地反映了時代思潮的本質。朱熹對此加以繼承,以服膺天理為己任。這是程朱之間最大的一致,也是雙方共同影響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方面。眾所周知,宋明理學以理名學,理是宋明理學的核心范疇。二程在佛老盛行,儒學式微,儒家倫理掃地,社會大動蕩之后思想失向的時代背景下,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鑒佛老之學,以圖改變舊儒學思辨哲學水平不高的狀況,把儒家倫理學與哲學本體論統一于“理”,創天理論哲學。這是對宋明理學和中國文化最大的理論貢獻,大大提高了儒學的哲學思辨水平,以抗衡佛道宗教文化對世俗儒家文化的沖擊。朱熹在建構自己思想體系的過程中,雖早期曾出入佛老,但自從問學于二程的三傳弟子延平先生李侗后,便選擇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論作為自己理學體系的主要構成,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發展。正因為朱熹對二程天理論哲學的繼承,才使得中國思想史上程朱理學一派得以形成,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2、對道統思想的繼承
道統論作為中國儒學的重要理論,在程朱理學思想體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理學道統論始由二程而確立,但二程本人在道統中的地位則由后世朱熹所肯定。由于二程生前遭排24二程、朱熹對中國儒學的發展斥,其學被禁,其道統思想未能廣泛傳播。以致在百余年之后,至朱熹時,其所傳之道又晦而不明。朱熹指出,因二程的弘揚,“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張敬夫殿撰文》)。面對二程所傳之道未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情況,朱熹起而繼承二程的道統思想,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統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在引述程頤為其兄程顥所作《墓表》之后,指出程氏“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圣人之道渙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下》)認為圣人之道經程氏兄弟之手,得以復明于世,自己又繼承了二程所傳道統。他說:“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由此可見朱熹對二程道統思想的繼承。
3、對二程經學的繼承
在經學史上,重義理,還是重考據,是宋學區別于漢學的一般特征。二程提出“由經窮理”(《遺書》卷十五)、“經所以載道”(《遺書》卷六)的思想,強調道存在于儒家經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治經學的目的是為了明理,由此重視對經書義理的闡發。這是對前代傳注經學的革新。朱熹繼承了二程的這一思想,強調通經的目的是為了求理。盡管朱熹對二程輕視訓詁的義理經學有所揚棄,但以闡發義理為治經之最高目標,仍是朱熹對二程經學的繼承。
朱熹吸取二程的“四書”學,是他繼承二程經學的重要體現。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以理學思潮為主體的宋學取代漢唐經學,與“四書”取代“六經”而成為經學的主體分不開。在這個過程中,二程開風氣之先,重視和推崇“四書”,認為“四書”集中體現了圣人作經之意,圣人之道載于“四書”。要求學者以治“四書”為主、為先,從中闡發義理,“四書”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從而奠定了“四書”及“四書”學在經學發展史上重要地位。朱熹繼承二程倡導的“四書”學,以畢生精力著《四書章句集注》,以“四書”及“四書”義理之學取代“六經”及“六經”考據之學作為經學的主體,以義理解釋儒家經典,這對中國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朱熹在他的《四書章句集注》里,每每祖述二程的觀點,以二程的言論來揭示全書的宗旨和要義,并加以發揮。這充分體現了朱熹對二程“四書”學的繼承和認同,同時表明二程的“四書”學對朱熹思想產生了客觀的影響。
除以上所提到的外,朱熹還繼承了二程的“性即理”思想、格物致知論、公私義利觀、理欲之辨,以及對佛道的批評與吸取等思想。在涉及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朱熹較為全面地繼承了二程的學術思想,并加以發展,使程朱之學在思想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