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極其重要的歷史階段，它上承三代，下啟諸子百家。認識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對于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都有不可忽略的意義，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較為薄弱。黃開國研究員積10 年的探索，最近推出了《 諸子百家興起的前奏》 ，對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進行了精深的系統論述，提出了諸多有獨到價值的學術見解，是一部關于春秋時期思想文化不可多得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史料價值。以我個人所見，該書有如下幾個方面值得重視：
第一，對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準確歷史定位。書中認為春秋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宗教迷信向人文理性轉變的歷史轉型階段。這個轉型期伴隨著天命觀的衰落，興起了以對倫理道德的重視與人的自覺覺醒為兩大內容的人文理性精神。全書的所有論說都是以此為基礎，依照其邏輯進而展開的。正是抓住了對倫理道德的重視與人的自覺覺醒這兩條主線，才突出了春秋時期人文理性精神與三代思想文化的區別，讓人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特質以及這一歷史轉型的巨大意義。沒有對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長期深入研究，是不可能有這樣準確的定位的。
第二，依據可靠的史料，在充分吸收前賢與當今學者的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獨到創見。如書中論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產生除了前人所言及的原因外，特別強調了開明政治與輿論自由的作用。關于天命觀的衰落，著重分析了天人的兩分化、神靈之天與自然之天的兩分化的理論路徑，進而揭示了這一雙重兩分化對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的深遠影響．傳統的卜巫文化仍在社會普遍流行，但是卜盆本身已經不是萬能的了，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卜盆都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最終決定卜籠吉兇的不再是神靈，而是人的道德及其社會行為．春秋時期有眾多的文化典籍及其諺語之類的流行，《易經》 、《 詩經》 、《 尚書》 是通行于各國的主要典籍，經過春秋時期對以前典籍文化的人文精神的解釋與發展，才有后來五經的形成。禮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社會規范，發生著很大的作用，所謂人無禮不立。但是，人們看重的已不是外在規定的禮儀，而是禮內在的精神實質；從禮儀不分到區分禮、儀有一個發展過程；人們對禮的精神實質的重視及其理論論說，既是春秋人文理性精神的重要反映，也對《禮記》 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春秋是道德觀念極為興盛的時期，當時己經有許多道德觀念，仁、義、忠、孝、信、德諸觀念最為人們所重視，并被人們所注重并賦予豐富的內涵。其中有許多極具價值的理念，如以立德為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主張仁者愛人，仁為殺身成志，大義滅親；義必生利，而利是國家、人民之公利；忠是人君對國家、人民之忠，道義高于對人君之忠與對父母之孝等，對后來中國人的人格培養與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春秋時期人文精神也表現在對人包括對人民的一定尊重，這集中反映在重民的社會思潮的興起。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對其后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形成有著直接的重要影響，正是重視道德與重民的兩大人文理性精神，為儒家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養料。這些見解，不僅言之有理，而且持之有據，從各個方面全面地具體論證了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轉型。
第三，考辨精審，不僅可補前人的缺失，而且多發前人所未發。如書中對卜籠的考辨及其分類，遠較前人詳細全面。關于《易經》 、《 詩經》 《 尚書》 及其諺語之類在春秋的流行，分析詳細嚴謹；如考辨“泰之）、．”為數艾變的術語之說，為兩千年來所無之說（見第四章第二節）；對《尚書》 的考辨，不同意將所謂伯禽、史佚、周任之語等都納入《 尚書》 之內，辨析了《 尚書》 與《 周志》 等書的區別（見第六章第一節）；而關于佚詩的考辨，不僅糾正了孔穎達的兩條誤說，而且補充了古人注疏的疏漏（見第五章第一節）。關于“德”觀念的分析，揭示了春秋時期的天命依德為轉移說、德與天命作用的矛盾說、德與天道相分之說的三個不同發展階段，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春秋時期天人相分觀念的形成過程。對重民的社會思潮不僅指出了民神并重論，還特別強調了民為神主、神依于民、神不敵民的民重于神諸說。以及以里革之說、晏子之說、史墨之說為代表的三種對民的認識的新觀念，及其親民說、撫民說、恤民說的各種論說。此外，書中對德、仁、義、忠、信、孝概念的辨析，都較前人之說相對全面、深入。
不可否認，書中也存在遺漏與不足。如關于《左傳》 中所存《 詩》 的統計，與一些論著的統計就有出入；而對春秋時期思想文化對后來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雖有論及，但不夠充分。然而瑕不掩瑜，該書對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潘富恩先生稱本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啟發意義”，不失為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