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再造：從學術主體性到文化主體性
2025-12-01 15:51:41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察應坤
《詩經·大雅·文王》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绷暯娇倳浿赋觯骸爸腥A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蔽幕黧w性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萌生和成長的，是在世界文明整體的視野中存在和發展的。梁啟超認為中國人對世界文明有一極大的責任，就是要形成自己的強有力的文化要素，每個“自我”經過國家的聚攏實現人類全體的發展，因此“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么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文明的化合需要長歷史和大環境的考驗
洞見來自對時代問題的清晰認知。文明的化合需要長歷史和大環境的考驗，“文明的生長，取決于文明內部的自省與創新能力”。費孝通提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后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后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眾W托·鮑爾曾說：“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越接近掌權，它就越必須使其斗爭的實踐和方法適應戰場的民族特性。同樣，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國家文化遺產的聯系更加緊密，因為它吸收了更多的文化元素。”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不管你是否注視它，或者即使你刻意忽略它，它依然作為一種潛在話語資源，“作為一種文化無意識的力量，介入主體性理論的建構過程當中”。這個過程的發生是日用而不覺的。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暗诙€結合”的重要論斷，標志著文化創造路徑的思想與哲學自覺，“第二個結合”的深刻互動，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的激活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的反哺之間，形成了一種創造性的共生關系?！啊Y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這種關系絕非簡單的疊加或調和，而是通過持續的辯證運動，創生出文化生命體的結構性擴容與人類文明形態的歷史性創新。
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熱切期待
改革開放以來，如何推進中華民族主流文化建設成為學術界、理論界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命題。很多人在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方向的理性分析和樂觀預測中，給予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以熱切期待?；厮輾v史進程，早在1983年6月，《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就豪邁宣示：“今天，照亮我們民族的思想閃電，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和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的結合，以及由此開始的創新！”1986年1月，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舉辦了“中外文化比較研究”講習班，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講席教授鄒讜在演講中論析，“中國傳統文化在未來的數十年、上百年中將會越來越發揚光大，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標志，因為中國的富強將使她在世界政治、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長遠來講，中國傳統文化必與現在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結構匯合成一股偉大的潮流，代表中國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2023年9月，王學典先生在第九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的總結致辭指出，“我們今天正在經歷一個類似于西方的偉大的文藝復興，從這個文藝復興當中，它即將誕生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就是說能夠促進中國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相匹配，能夠解釋中國經驗，向世界來說明中國發展奇跡的這樣一個現代社會科學”。如果我們往回追溯找到歷史關聯，王學典先生此處所講的“文藝復興”其實是承接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而再往前尋找中國“文藝復興”的痕跡，就會發現“早在一九一二年，他（梁啟超）就說，中國的歷史直到今天，相當于歐洲中世紀時代；現在，中國已進入了它自己的文藝復興時期”。既然梁啟超標榜以此一時期的中國進入“文藝復興”時期，那么他必然是推動“中國文藝復興”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發揮的就是主要的推動力。梁啟超的理論和社會理想已經歷經一個世紀，不但為革命時代也被今天全面建設和復興時代所接受所承繼，成為“20世紀中國價值體系的一個重要和持久的組成部分”，“梁啟超的國民理想……仍然是共產主義中國價值觀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的這種重要地位，正是因為他所抱持的文化主體性自覺。
其后的學者秉承這一學術與文化自覺。20世紀40年代吳文藻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設想，“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驗證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和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于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
費孝通拓展了吳文藻的藍圖，而他的“理性自覺或文化反省意識”，進一步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的主體性延伸到了文化主體性的高度。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是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傳統和包括社會學在內的西方文明，將西方的新動力對接進我們的傳統的同時，“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李友梅對費孝通的這一文化觀進行了闡釋：“（費孝通）‘文化自覺’的目的不是別的，而是‘文化主體性’，即對現代化的‘自主的適應’?！M孝通所謂的‘文化自覺’本質上是對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對現代化訴求時的能動性的理性認知，惟其如此，‘文化主體性’才成為可能?！?/p>
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覺”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
對文化主體性的追求，從根本上講是國家、民族、社會、知識分子、政治領袖以及每一個個體生命解決我們當下面臨的發展問題的現實需要。本土化的提煉和全球化的開拓并不矛盾。這恰恰是需要我們闡釋清楚的。如果過于強調文明間差異性，就會陷入這一理論的因果陷阱中去。國際著名漢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教授就曾言明，“要將‘東方的’、亞洲或東亞傳統等同是任一單一的文化或傳統，既具有誤導作用，也足以產生子虛烏有的‘無可避免的（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文明沖突’之惡劣理論效果”。同時，他又指出，“這些傳統的普世性內涵只能透過跨文化認識才能判斷”。1984年冬，馮友蘭在參與中國文化書院創辦時提出：“我歷來主張中西文化的差別不是地域的差別，要求同存異。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總有一天，中西文化會在世界范圍內融匯貫通。這就是司馬遷說的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p>
綜合而言，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覺”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是擺脫過去的文化惰性、對新的生存環境的應對之策，是要從自身培養出直面挑戰的“主動精神”，就是要與現代文明同向而行，與世界良性共融。
面向未來，文化的主體性體現著一種創造力，不僅有適應現世的能力，而且也保持著對世界未來的一種敏感性。由此而創造出的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使人渴望追尋一種由內而外的統一，一種我們會將之與‘人格’的概念聯結在一起的驅動力”。以此，“關于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價值、中華文明的性格特征之研判”就不再受制于來自域外的思想框架。鞏固文化主體性，就是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發揚文化自覺性、自主性和創造性。文化主體性沒有終極點，它在每一個階段都要實現的是“超越歷史與現實”，朝著人的未來方向超越自身。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編輯部副教授）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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